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成效，政府体制改革略显滞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不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推进，事实上，虽然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结构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还增加了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成本。改革行政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大部制改革正是基于服务型政府的逻辑前提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整合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最终打造服务型政府。今年2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要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几天后，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两个文件的核心思想是将大部制作为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基本方向。所谓大部制，就是政府将职能相近的一些部门合并，组成一个较大的综合部门，以实现统一管理，从而减少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政、互相牵制、职能交叉、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绩效，降低行政成本。

大部制改革无疑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尝试，我们在期待其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现实中遇到的挑战，做好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首先，根据建国以来的十多次机构改革的经历，不难发现，机构改革难以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过去的机构改革只是停留在单纯的机构精简、组合上，事实证明，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留下了很多隐患，带来了很多后续问题。这次大部制改革需要找到走出历史怪圈的有效途径。

其次，长期以来，在政府机构中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想方设法抵制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利益集团抵制行政改革的方式有很多种，如阳奉阴违，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或者使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走形变样，或者转移改革的视线，避重就虚。总之，改革到了这些利益集团那里就绕开了或被消解了。帕金森定律就指出，机构本身有一种自我膨胀的趋势。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推行以后，虽然表面上看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是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机构也很快出现了反弹。

再次，大部制改革能否转变政府职能，能否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效果仍值得进一步探索。这次的大部制改革虽然是以服务型政府作为其目标导向，但就其具体内容来看仍然局限在行政机构的简单组合上。行政机构的规模和职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机构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导致职能的优化，大部制把职能存在差异的若干专门机构合并成一个大的综合机构，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综合机构变成了原有各专门机构的简单相加，只是一个空壳；二是综合部门完全打乱了原有的各专门机构设置，重新整合成一个全新的机构——综合机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大部制改革就是换汤不换药，其功效也将是有限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大部制改革则要冒牺牲部门之间专业化分工的风险，因为机构的专业化、细化也是提高机构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在大部制改革中，市场、民众、社会的参与不足。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具体如何改，这需要倾听来自市场主体的声音，比如企业，市民，民间社团，等等，征求他们意见和要求，将他们对政府的合理化建议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使改革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政府职能的转变方面，大部制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需要其它的配套措施辅助执行，加强各级人大对同级政府的实质性监督是一个重要选项。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前提下，加强人大对政府在用人、用钱方面的实质性监督，这包括可以否决政府机关提出的人员编制方案、预算草案、投资巨大的重大项目，通过这种制度化的监督和约束，将有效地促使政府转变职能，巩固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