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官员财产公开而制定的法案又称为“阳光法案”，“阳光法案”是一个老话题。近年来，不管是民间还学术界，对“阳光法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再次提出官员财产公开化的立法建议。令人欣喜的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逐步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在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表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正确的。3月7日，中纪委也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和论证”官员财产公开的有关立法。除此之外，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比如新疆阿尔勒地区和浙江慈溪市。尽管“阳光法案”目前仍处于研讨和论证阶段，但可以认为，对官员财产公开进行立法的大方向既定，其后续效应也值得人们期待。

官员财产公开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反腐举措。由于握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易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因而，官员的家庭财产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是否廉洁奉公。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专门立法来确保官员财产的公开化。1766年，瑞典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财产公示规则。1883年英国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先后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和《政府官员与工作人员道德行为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行为进行规范。1988年，韩国修订《公务员伦理法》，全面要求公务员进行财产申报，并向社会公开。2001年，日本也实施《情报公开法》，要求国家公务员必须增加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官员财产审报和财产公开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早在1987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阳光法案”。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但由于某些技术原因没有继续下去。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国家干部必须申报自己的家庭财产。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要求高级干部申报家庭财产。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工作。2008年5月25日，新疆阿尔勒地区制定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在当地官方媒体公示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情况。自2009年1月起，浙江慈溪市也施行“廉情公示”，向社会公开官员的家庭财产。

当前，“阳光法案”已经列入议事日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法案就会出台。倘若如此，它将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一块里程碑。

首先，它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之前，虽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但这些条例和规定充其量只是行政法规或党的规范文件，法律效力不高。而“阳光法案”则是在法律层面保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因而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其次，它将官员财产审报与财产公开统一起来。过去，虽然有关部门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官员财产审报制度，但并没有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相结合，结果使官员财产审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事实证明，脱离财产公开的单纯性财产审报并没有实质意义，并不能达到遏制腐败的最终目的。“阳光法案”将不仅关注官员财产的审报，更强调官员财产的公开化，真正使官员财产曝光于阳光之下，对于瞒报、虚报等行为，也将采取相应的惩罚。

再次，它进一步扩大了官员财产审报的对象和范围。先前的审报对象仅限于官员本人，宽泛一些的还包括官员的其他家庭成员。“阳光法案”则可能会将此一对象扩展至官员的近亲或旁亲。在财产的审报范围上，之前主要局限于工资、福利、奖金之类，今后这一审报范围也将被打破，房产、车子、有价证券等财产也都要纳入申报范围。

最后，它的力度和广度也将是空前的。此前的官员财产审报仅限于地区层面或者一定范围内，其推行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力度不够。与此不同，“阳光法案”的适用范围却是全国的官员，由于有了法律的强大后盾做保障，在具体执行中也就更有力度。当然，应该看到，“阳光法案”是破冰之旅，在当前和今后将仍然面临各方面的挑战。据调查，97%的官员对财产公开制度有抵触情绪。也有人认为，这一制度会侵犯隐私权，甚至会激化官民冲突和社会矛盾。另外，“阳光法案”也有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公权与私权的合理划分，审报对象、审报范围的界定，对虚报、瞒报行为的处罚等等。对于“阳光法案”的反腐功效，我们值得期待，但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因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只是打击腐败的辅助机制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反对腐败的根本在于法治，在于通过宪政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

转自：东方网社科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