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军事理论的研究。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中国兵书,也熟知西方现代军事著述,此外对国外诸多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也颇为关注。他提出,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作为军事理论家的钱基博

晚清民国是中国军事思想极为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首先缘自近代战事的繁巨与国事的衰微。雷海宗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危急局面在历史上仅有汉末魏晋时的大破裂与之相似,但汉末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来自佛教,而近代的两种强力则均来自西方,并于一身进攻中国(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西方文化与军事的双重逼迫之下,引发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反弹,谈兵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环节,兵学研究也一扫有清一代的颓势,西方军事理论大量引入,传统兵学得到新的阐释,中西军事思想也有了较多的会通。在此种潮流中,有一位重要的、也是常被忽视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者——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潜庐自传》)。更重要的是,钱基博并不仅仅是独抱遗经、湛深古学的儒生,更是通经致用、志欲匡时的志士。钱氏年轻时也有过一段戎马生涯。1911年11月无锡光复,成立锡金军政分府,钱基博即参与其中。次年,应同乡顾忠琛之邀,出任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军佐(代理副官长),少校参谋。南北议和成功后,继任改编后的陆军第十六师中校参谋。1913年,十六师司令部取消,钱基博调任都督府参谋,8月授陆军少校,加中校衔。同年,二次革命失败,赵秉钧、冯国璋皆以秘书相招,钱基博认为,“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从此投身教育,再无任军队职务。

这段军事经历使钱基博对兵学有了较多的感性与学理认识。1912年冬,感慨于当时军人之不学无术,钱基博翻译了日本参谋本部所颁发的“参谋须知”并加上了一些中国兵家理论,作《参谋论》,刊登于上海《民立报》。其中列举了参谋官平日所需研究内容,包括:战时诸勤务、军队平时及战时编制之法、战法兵书、战术战史,以及外国语、地理政志、列国大势等(《参谋论》,见《潜庐经世文编》)。钱基博亦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检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言兵事书》《李靖兵法》《纪效新书》《兵法百言》等中国兵书,也熟知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卓莱、杜黑等人的现代军事著述,此外还对《泰晤士报》《纽约论坛报》《东洋经济新报》《德国军事周刊》等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颇为关注。

抗战开始之后,钱基博重拾兵学。1938年,南京沦陷,国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钱基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讲授《韩非子》《孙子》,志在“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1939年,应国民党抗日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军之请,钱基博赴南岳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1945年1月,钱基博赴湘中前线,讲《孙子兵法》两日,每次两小时,听者五百余人(见《孙子今说》)。钱基博一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又与浙大教授顾谷宜合作,顾由英文本迻译《战争论》,钱基博则“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另有《非武器之游击》《日人何以为战》《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此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八国战略类型》等一系列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此外,还有钱基博于1945至1947年所著约40万字的《欧洲兵学演变史论》以及仿照陈亮《酌古论》写成的《酌今论》两本兵学著作,今已散佚,甚是可惜(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

在此基础上,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议论入微、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则是“以新例证古义”。克劳塞维茨曾言“欲学兵法,只有读史”,自古军人研究兵法多从战例入手,而文人研究兵法多从词句入手。钱基博取武人之道,他的直接效仿对象是施利芬(Alfredvon Schlieffen)继承克劳塞维茨心法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所作的《坎尼之战》、杜佑的《通典·兵典》与唐顺之的《武编》。此外,钱基博还认为,阐述兵法之义当用最新战例,在“增订新战史例”中,钱基博“广搜战史,无征不信”——用马恩河战役释“强而避之”;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德国进攻亚尔丁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一战德国的失败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辨析莱格里的包围论和郎格罗的包围论以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对于战例的选择甚是精准巧妙。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对待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取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之作,也是对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部军事著作。面对克氏理论,钱基博用传统兵学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批评,这种态度及方法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少见的,体现出钱氏治兵学不同于主流的解释路径。其中,对抗战形势的判断是钱基博对克劳塞维茨理论进行取舍的决定因素。钱基博认为,日本兵学师承德国,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因此倘知克劳塞维茨兵法之精义,便能知制胜日本之方法。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读书方式,若就克氏理论自身脉络而言,很难说在《战争论》中这三点最为关键,但是,钱基博选取的这三点所对应的是持久战、外交形势以及民心——正是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会通:钱基博军事思想的核心议题

钱基博曾言,“见天下之赜而观其会通”,“此博学通人之所以为命世间世也”。孙子为我国谈兵之祖,克劳塞维茨是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者,两者相隔两千多年,既有心理攸同,又有道术相异。对两者理论的会通与评议是基于钱基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其中涉及的也是钱基博自身军事思想的核心。

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军事理论的首要议题。钱基博强调《孙子》的产生背景是列国并建,伐谋伐交的时代,《孙子》讲的是多国战争,此种形势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世界局势相同,而《孙子》历代注释诸家,均生于秦汉以后,习于内战而不知多国交战之法,因此,《孙子》的战略思想在今日可以有新的发明。另一方面,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德普学派,近代军事理论都强调大战略,在《普法战史》中毛奇就开宗明义:“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在此种背景之下,钱基博重点解读了《孙子》首句“兵者,国之大事”,认为须从“国”字着眼,“国”为《十三篇》命脉所寄,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兵法中的“庙算”与今日之国力及总体战相联系。

钱基博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问题。区分战略战术是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方面,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之原理》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钱基博将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中分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钱基博认为其中“权谋”是克氏所谓的“战略”,而“形势”则是克氏所谓的“战术”。钱基博还进一步将《孙子》十三篇加以区分,认为《计篇》《作战》《谋攻》《形篇》是“计”,属于“战略”;《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是“势”,属于“战术”。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似之处在于重“计”不重“势”,战略重于战术。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异之处则在于“克氏贵先,孙子贵后”。孙子战术争主动而战略不争主动,有“非战”、“非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钱基博进一步分析当世诸国战略的差异,他认为德国、日本、意大利之战略,在争取时间之最先;而中、苏、英、法、美之战略,在争取时间之最后,表现在各国的战术上也是如此。钱基博将中国抗日与苏联胜德视为同类,认为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与苏联之对德国相似。

此外,钱基博以《孙子》说明近代战术也甚为精彩。例如,在阐释运动战时,钱氏以《虚实篇》说明运动战之不拘方所,以《势篇》说明运动战之不囿法执,以《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五篇说明运动战须受兵情地势之限制。他还用诸葛武侯“八阵图”来阐述内线作战的原理;用许洞《虎钤经》中的“重覆”、“八卦”二阵阐释纵深战术原理;用《九地》中的“兵之情主速”来阐释闪电战原理。质言之,钱基博认为“战术虽有中外之殊,而原则可证古今之符”,现代战争之新在于运动形式的推陈出新;但新之孕育,却不离乎陈,且“新”与“陈”也是变动不居的相对概念。

“兵亦载道”: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近代延续

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以从权谋技巧读之,可以从制度训练读之,也可以如钱基博一般将谈兵与仁义、人心相结合。“论兵不废仁义”、“好战必亡”是钱基博所认为的中国军事理论的根本,也是中西兵法最大的差异所在。

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针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暴力行为”、“战争中出自仁慈的错误最为糟糕”等理论,钱基博用了《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荀子·议兵篇》中的“仁人之兵”,以及《孙子·谋攻篇》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一系列理论来论证“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要义,与克氏为异”。由此而“全国”、“破国”异趣,“心战”、“兵战”殊途。钱基博认为,德国兵家从腓特烈大帝、老毛奇到鲁登道夫、希特勒“途知用兵之利”,以歼灭战、闪电战、速决战等,致使“丁壮死于锋镝,老弱不得一饱”。而《孙子》则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强调仁义,这是中国文人谈兵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于从治兵到战争的整个过程,胡林翼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精”、“兵亦载道”,在民国,袁世凯、蔡锷等人的军事思想都在这一传统之中。再进一步,取此途径的研究还把谈兵上升为一种对人心人情的体会。钱基博引前人语解释“兵法”——“兵者人情而已”,“法者皆情变之极致”。

但是,此种“兵法”并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核心,现代军事学说是国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大战略是政治与军事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链条。克劳塞维茨成为现代军事的起点也在于此。因此,民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是以蒋百里、杨杰等人所代表的以西方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军事思想,在蒋百里的《国防论》中,与军事最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组织、总动员等,即便是人心的问题也是涉及人民的自觉与自由,现代国家因素在其军事思想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的引入,又进一步从阶级理论、革命理论等方面开始重新阐述战争。

“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钱基博军事研究的意义

钱基博的军事研究,虽内容庞杂却路径一致,其核心在于以兵学“载道”,这种研究方法没有涉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因此注定成为一种“书生之见”,但书生谈兵并非无益于世道人心。晚清民国,国家多难,国人因忧患而中心摇惑幸生丧志——“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文章道德,一旦大难临头,未有片语只字,可以镇得心住,振得气壮”。钱基博因此主张,“书生不能用兵,但是不妨谈兵;由谈兵,而知兵”,惟有知兵,才可以处忧患而志气不挫。后,钱基博作《近百年湖南学风》,写罗泽南、王闿运、胡林翼、谭嗣同等17人,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皆为志气殊常之人。罗泽南临终时言“乱极时,站得定,方为有用之学”,此乃对钱基博这一脉军事理论意义的最好说明。钱基博另有短篇武侠小说集《击技余闻补》,被认为是现代武侠小说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武亦载道”的路径虽没有在此后的军事理论上成为核心,却在别的方面发扬光大了,此转折亦由钱基博始。

原载：《文汇报》2018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