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的指示精神，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苦练“绣花”功夫，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融会贯通之路。

八小时之外找得到人

2018年1月31日，上海正式发布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一年来，基于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同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融合起来的目标，上海持续推进力量下沉，打通市、区、街镇三级机构间的条块关系，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人员、资金和保障更多下沉基层，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老大难”问题上下功夫，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例如，上海基层“全岗通”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居委会干部工作的条线壁垒。“全岗通”错时上班制度让社区居民在八小时之外也找得到人、办得了事。目前，全市219个社区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头管理、一门办理、一口受理、全年无休”。同时，打破了户籍地和居住地的限制，让人民群众在全市任何一个街镇中心均能申请办理事务，全市通办率从45.1%提高至91.5%。

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还在服务感知上下足了功夫，在解决多样化诉求方面基本做到“有诉求、有回应、有耐心、有温度”。例如，黄浦区将拆违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将拆出空间的再利用决定权交给社区居民。居民通过评议会、听证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运作，将拆后空间变成了社区浴室、社区洗衣房等公共空间。

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

一年来，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从目标和思路重构入手，实现了从“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到“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路径转变。

一方面，上海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落脚点放在民生需求上，将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例如，在松江区西子湾社区，不少居民生活在松江却在张江等市区上班，既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也无法及时处理生活琐事。为此，社区干部创新性地组建微信群，带头实名制“亮身份”，为居民提供“店小二”式随叫随到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模式创新，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例如，通过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完善民生需求的精准化收集机制、公共服务的集约化供给机制、社会矛盾的社会化调处机制和群众满意度的闭环反馈机制，将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体系深度纳入社区民生服务体系之中。

在闵行区的上海康城，之前的4个居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社区警务案件一直居高不下。为此，当地通过成立康城社区党委、康城社区委员会和康城社区中心，将居委会、警务站、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单位等有效整合起来，推动解决了社区实际问题，整个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安全和谐。

提升“社区大脑”科技含量

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准确定位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紧紧扣住“三通”，取得了扎实成效。

一是治理的目标和手段要通。在城市治理中，科学化是起点，智能化是工具，精细化是目标，民生需求满足是终极需求。只有将技术应用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之中，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逻辑才能自洽。

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要通。在具体执行中，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打通横向、纵向之间的信息隔阂、协同障碍，实现城市管理中民情、民意、民需的有效反馈，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三是管理的技术工具要通。在大数据时代，城市精细化管理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着力提升科技含量，做到“能发现、管得了、运作好”。

例如，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大脑”通过辖区内2.1万个传感器布点，将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电梯检测、80岁以上独居老人生命体征监测、人员高密度信息警报、河道监控等27个应用场景贯联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级。

又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积极运用智能化手段，推动解决重点区域的共享单车难题。政府城市管理队伍和社会公众可即时上报共享单车堵点，企业能根据上报信息及时处理，政府则由执行者变成监督者……通过技术手段，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权责更加明晰，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格局。

强化专业管理队伍建设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优质高效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技术改进的基础上，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还应进一步打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任督二脉”，以切实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例如，在如何避免城市贫民窟、城市脏乱差、城市自然衰退、城市公共安全等问题上，上海有必要积极谋划、探索路径和总结经验。

在具体策略上，有必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顶层设计，避免治理系统的重构和浪费；优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机制，避免脱离群众需求的倾向；建立技术治理的有序迭代机制，确保新技术能够切实应用到管理创新之中；持续强化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专业队伍建设，实现高效治理。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