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技术时代的城市精细化治理就是以技术手段为工具，通过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的人心治理。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近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将加强社会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列为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之一，从而为上海超大城市治理指明了方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而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超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厘清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总体思路的前提下，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工具应用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着力提升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效率与温度。

从管理精细化到精细化治理的升级

超大城市的系统性特征使得单纯的管理精细化难以实现更高效能，城市亟须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升级。

目前，在我国的超大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已经先后发布了各自的城市管理精细化纲要。从行政条线来看，当下两地的城市管理精细化主要都是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主导，也即其主要是从硬件设施的标准化管理、智能化管理等方面来思考如何将城市管理好，以实现美好生活与美好城市的建设目标。但从实践角度来看，由于超大城市的系统性特征，硬件设施使用和管理精细化的整个流程都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主体和以人民群众为代表的政策客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实际执行中，城市管理精细化并非是简单地增加或修补设备等问题，其既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同参与，更需要社会公众的具体参与，否则单纯“硬”的设施改造非但解决不了已有问题，反而可能招致新的问题。如加装电梯，看似是一个硬件设施的增置问题，但事实上却涉及房屋管理、城市规划、城市财政等多个部门，也牵涉到社区物业、社区业委会、社区居委会、不同楼层的居民，这一过程中的任何利益协调不当，都有可能导致加装电梯不能成功，抑或即便加装了电梯也会引发新的矛盾。再如城市天线入地问题，如果市政部门的施工计划没有及时跟社区沟通，社区则无法配合市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工作；如果社区不及时通知居民做好相应的准备，直接开挖的工程还会招致居民的批评和怨言。因此，超大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实施过程更多地表现出了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特性，而非一个单纯的管理问题。

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对已有城市治理理论和城市管理精细化的继承和升级。从学理层面上来讲，当下城市管理精细化的思路实际上是沿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城市治理创新的思路往前推进的。广义的城市治理是指从城市地域概念出发，为了谋求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对城市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整合，以实现城市区域内的协调发展。狭义的城市治理则是指城市区域内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以生存和发展为目标，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按照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共同解决城市的公共问题，增进城市公共利益，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从城市治理的概念可以看出，城市治理是对原有城市政府单一主体市政管理的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治理网络以及治理共同体，最终是为了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可以说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超大城市管理精细化的更高阶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上海和北京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文件中都称城市管理精细化，其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政府发布的执行性文件，其运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先行一步做工作，各个政府部门要各司其职，有序推进。同时这也意味着城市治理理念的变迁——即政府的文件更多地专注于自身领域，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监管和本职工作，而对于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则不做过多强加要求。

新技术时代的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逻辑

科技支撑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要求。在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过程中，新技术如何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当下亟须回答的问题。

与已有城市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赋权改革和城市多主体参与相比，新技术时代的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逻辑变迁。

第一，治理的幅度更加广且深。超大城市具有系统性、集聚性、圈域性和规模性等不同于中小城市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超大城市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精细化治理要充分考虑到治理的广度，再加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的时空，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也更需要注重治理的深度。

第二，治理目标更加多元。已有城市治理理论是在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假设之下，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特定情境，要求发挥精英联盟的引领作用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寻找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城市的安定团结以及城市善治。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兴起却放大了个人感知，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工作重心开始从“管得好”这一单一目标发展成为“管得好并且生活好”这一复合目标，城市治理更加重视社会各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第三，治理的愿景更加丰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飞速发展，加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城市政府的期望不断提升，我国的城市治理也越来越需要新的想象力和未来图景。这意味着，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不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当下所需，也要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描绘图景和期待。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新技术时代的城市精细化治理就是以技术手段为工具，通过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的人心治理——即社会个体基于满意度和获得感，对政府具有高度信任，对治理体系具有高度粘性，对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满期待的一种新的治理形态。具体而言，新技术时代的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包含了：城市硬件设施的查漏补缺，提升社会个体获得感；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社会个体满意度；城市治理价值重构，以此实现民心归一等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落实都与社会公众的感知密不可分。这也就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逻辑内在地要求城市政府借助新技术工具，实现与社会各主体之间广泛且实际的连接，即一方面城市政府要借助技术手段，使得其公共政策能够及时、准确、高效地反映社会各主体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各主体则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新的城市治理共同体，从而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作者单位：薛泽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