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路径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

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主办的“十四五”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与先行策略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上海高校和智库界的专家学者对上海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构建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城市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在推进的过程中应该做到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实践上的路径清晰。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研究员认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明确其概念标准与问题逻辑，也即什么样的治理才是现代化的城市治理。当前我国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实践，其主导路径是规范化和技术化，建立复杂的城市规范体系，应用各种高新技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但在此过程中，如何保存城市治理的温度，即处理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化与人性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回答好的命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城市治理的主体，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但在实践中，如果每个领域都靠硬性规范进行管理，难免会造成城市治理的过度刚性，缺乏变通空间和人性温度。未来我们应该在规范化和人性化的基础上，探索更具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道路。

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竞争局势下，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并基于问题导向的思路在重点领域重点突破。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薛泽林认为，理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系，需要从当下我国宏观经济格局和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出发去思考问题。面对国内国际新一轮的城市竞争，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已经从追求城市经济发展转向借助于区域优势赢得整体城市功能竞争优势，从传统“小而美”的城镇化转向“大国大城”释放规模效应。总体来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对象主要是大型以上城市，基本思路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核心议题包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总体制度安排、行动者关系重塑、技术本身被治理等。从当下迫切性来看，城市治理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技术赋权带来的权力结构重塑和赋权落地问题，其次是技术治理过程中技术权力的结构洞破解问题，再次是新技术如何与人民需求有效对接的问题。

针对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赵吉用“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来阐释了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复杂性。从复杂巨系统的理念出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应当是高度灵活的、能够不断应对未知因素的动态系统性治理。城市如果是复杂巨系统，城市治理就要根据环境复杂性而改变，对外呈现出适应性治理的形态。为了应对复杂巨系统的挑战，不少政府大量将物理技术应用到城市治理的实践之中，但物理技术与政府原来倚重的社会技术以及社会需求之间如何平衡，这也是值得研究者继续深思的问题。

厘清城市治理现代化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新技术革命被视为当下促使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革命性力量，技术与城市治理的关系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不同学科视角下争论较多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翁仕洪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理论界就有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在展望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数字化社会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应运而生。当前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为主要特征，以信息为基础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当代政府治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也给当前的治理形态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因为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重塑了政府的治理结构，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利划分也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政府流程和事务管理需要全新的理论和路径规划，显然当下至少理论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围绕数字时代政府流程和事务管理的变革主题，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讲师范梓腾以上海市政府的“一网通办”为案例，从技术层、组织层、职能层、理念层解构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与逻辑，并结合上海市的实践，详细分析了“一网通办”这一便民措施在实施中遭遇的“数字鸿沟”等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接触鸿沟，即没有数字设备的人该怎么办；技能鸿沟，即流程过于复杂部分群体不会操作怎么办；心理鸿沟，即有些人不习惯网上业务怎么办。破解“数字鸿沟”需要采取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方式，全面推动政府流程再造。

针对“数字鸿沟”引发的新的不平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焦永利也指出，数字鸿沟的问题揭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的客观现象，即新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其影响并非百分百是正面的，也可能引发未知的风险和造成新的不平等。当前数据和信息技术带来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谨慎思考技术与人的辩证关系。当前，我国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面对前面的“无人区”，中国的任何实践都具有世界意义。因此，做好路径规划，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是当下必不可少的功课。

关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问题 

弱势群体利益保护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城市能够实现安定和持久繁荣的重要基础。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好城市中各类群体的权利均衡，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权利保障。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提出了“中产边缘阶层”的权益保护问题，中产边缘阶层指的是大学刚毕业不久，18岁到30岁之间，收入在4000-8000左右，在城市生活的人群。这些人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收入的绝对水平不低，但是其收入如果扣除住房、交通等各项刚性支出，实际上属于隐形贫困人口。这个群体在超大型城市数量庞大，但他们的权益保障却不足，现实中更是面临着劳动基本权益、居住权和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权的保障难题，这些问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面对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多元协同与力量下沉成了当下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推进路径，未来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也应该加强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整合管理服务资源，统筹基层工作力量。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叶敏认为，当前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存在着管理服务半径不合理，基层行政机制无法适应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基础，村居等自治单位的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未来的解决思路需要在三个方面用力：一是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在社会治理中运用新技术；二是在体制上理顺，做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三是强化激励，完善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社会的自治能力，基层工作不堪重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自我力量发挥不足，这也是未来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龙飞认为，上海当下的城市治理实践，政府和社会之间沟通互动的渠道和频次仍有提升空间。一是根据城市治理的需要，运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开发多元化的参与路径。二是建立多层次的参与机制，城市的公共事务是多层级的，解决相应事务的参与方式也应当是分层次的，因此应从小区、街道到区再到全市各个层面分别建立相应的参与机制。三是注重参与机制的系统化建设，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参与渠道应当是一个系统整体，要按照城市治理的需要相互分工又相互衔接，形成动态的参与体系。

撰稿：王龙飞、薛泽林，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2日，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n440/n448/u1ai17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