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城市能级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举措。日前，《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正式出炉，而此前《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已正式生效，通过5方面共27项政策，为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消除了政策性制约门槛，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进一步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深入理解“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基础之上，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着力巩固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构筑上海未来新的战略优势，打造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上海样板。

数字化转型“为什么”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全面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使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更加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转型进程中，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由此也带动了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工业产生了标准化作业的实际需求，为了适应蒸汽机带来的规模化工业生产需要，大量人口集聚到城市和工厂，在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城市治理概念，也就无法付诸大规模的行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内燃机的发明带来了新的动力系统，一方面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生产模式加剧了机器对于人的剥削和绑定，另一方面内燃机带来的交通革命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征税和控制能力，并放大了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带动效应，城市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秩序成为城市的首要任务，此时政府模式成为城市治理的主要目标。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明促进了服务型经济的产生以及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专业领域细分，由此带来了管理和服务的碎片化问题，无缝隙政府、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政府改革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主流趋势。总体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我国一直处于治理的模仿和追赶阶段，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为我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要素和资源的集聚更加便利化，同时也强化了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资金为了追求更加安全成熟的制度环境开始向大城市集聚，而由资金而来的产业和投资又会吸引更多的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向城市集聚，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市场。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复杂的场景强化了数字技术的迭代速度和资金的流入速度，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集聚效应愈加强化，大城市的首位功能和溢出效应也不断得到加强。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以“数字蝶变”引发“城市蝶变”。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上海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步。

数字化转型“是什么”

当前，我国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很多时候是在“无人区”探索，这也就让中国的城市数字化实践有了更多的世界意义。对于上海而言，需要从城市发展思路、时代需求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数字化转型“是什么”。

面对国内国际新一轮的城市竞争，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已经从单纯追求城市经济发展，转向借助于区域优势赢得整体城市功能竞争优势。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包括城市治理的总体制度安排、行动者关系重塑、技术本身被治理等。从迫切性来看，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和城市治理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技术赋权带来的权力结构重塑和赋权落地问题，关键要实现与人民需求的有效对接。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城市范围内的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组成相互依赖的治理网络，在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实现利益整合。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阻挡的技术趋势，全球新冠肺炎的肆虐更是加速了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在这场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的转型中，走在“无人区”的中国城市一方面要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要总结经验教训并提炼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理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推动城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推动治理模式变革，为社会各主体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管理和服务。目前，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处在深入推进阶段，需要在全社会的数据互通、数字化的全面协同与跨部门的流程再造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实现功能性重塑，整体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怎么办”

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和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抓住“人民城市”这个关键，这是基本立场和价值旨归。

从历史维度来看，自城邦政治兴起以来，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官僚的城市、独裁的城市、资本的城市等阶段，这些城市发展模式大多都忽略了人民的感受。新时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要突破历史局限，明确人民城市属性。

从城市系统统合维度来看，自治理理论兴起以来，多元治理一直面临着在缺乏组织领导下，治理秩序难以实现的问题。而党的领导作为上海城市治理的关键要素，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统领作用，有利于推动良好城市治理秩序的实现。

从个体感受维度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更加强调发展中的公平、正义等要素。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应通过数字化转型探索出公平正义的新模式，从而开辟城市文明新的境界。

未来，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和人民城市建设实践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的要求，依托现有基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大先试先行，注重标准制定，聚焦应用场景，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在治理手段上坚持数字赋能，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把分散的信息系统整合起来，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明确技术的赋能和工具属性。在治理模式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模式，调动各方在城市治理中的积极性，打造城市治理共同体。在治理理念上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切实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