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有多丰富，城市治理就有多复杂。上海《推进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高效能治理行动方案》提出了建成以智慧精细、以人为本、安全可靠、迭代优化、实战管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提供坚实支撑和治理保障。全面推进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抓住“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关键，从目标、任务和抓手三个方面着重发力。

以人为本，明确数字化转型新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有温度的城市。对于上海这一超大城市而言，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依托现有基础，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并按照《方案》所提的推进“三大治理”应用体系建设、深化“两张网”改革举措、夯实“一体化”数字底座这一总体框架，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精准聚焦群众高频急难问题，加大先试先行，注重标准制定，强调应用场景，建设一座有关怀的城市、有温度的城市、有品质的城市。

注重人民生活体验，建设包容共享的城市。截至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3.89%，这意味着我国不但在经济上已经进入了城市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在治理上进入了城市为主的新阶段。如何聚焦人民生活体验，按照普惠包容、共建共享的原则，依托数字技术助力高质量发展，善用数字技术提质高品质生活，巧用数字技术赋能高效能治理，运用孪生技术打造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让人民群众成为治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上海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落脚点。

 关注技术公平正义，建设幸福宜居的城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歧视隐患和安全挑战。对于上海而言，如何既守好安全底线，又能有利于开放创新；既关注广大市民的需求，又不加深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既鼓励数字新技术应用，又对新技术保持审慎态度，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深谙新技术的短板，了然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善用新技术的红利，通过精准的分析、精确的识别、精细的服务，让技术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级的有效工具集合，打造幸福宜居新城市。

制度先行，明确数字化转型新任务

注重基本理论研究。对于上海而言，全面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围绕“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从“价值理念、体制框架、运作机制”三个层面探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在价值导向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探讨城市治理如何回应人民城市属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城市治理的共同体。在体制框架方面，运用组织变革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时代政府如何构建起开放式平台，如何建立起“引领改革型治理结构”以适应乃至引领技术变革。在运作机制方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探讨“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机制，以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执政为民群众利益诉求反馈闭环。

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抓住体制机制创新这一关键，按照统筹、协同、共享的原则着力推进。要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各领域和各环节；建全政府内部纵向各级政府之间、横向各个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完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各参与主体的权利责任划分和共担机制。

注重保障措施完善。从“体系”和“能力”两个维度完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完善治理体系架构，即以推动城市数字化中枢建设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有效合作，明确城市治理大数据平台开放运作的制度安排，完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安全防范制度。另一方面要提升治理能力，即强化党委领导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总体战略推进机制，健全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开放式治理平台运作机制，探索能激发多元主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性的参与机制。

聚焦重点，明确数字化转型新抓手

数字人才和数字团队并驱。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吸引具有国际眼光、具有战略视野、具有执行能力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人才，并通过支持建立团队的方式，形成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人才团队。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已有公务员的数字化能力培育，让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型公务员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坚强支撑。

智慧服务和智慧市民并重。动态和交换是城市的基本形态，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流动性是城市的主要政策关注点，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潜力也使得城市的关注点可以更加广泛，除了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动之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通过对市民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更好地回应市民需求，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良性循环。

开放数据和数据安全并行。上海要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走在全球前列，就要通过完善法律和规定来保护市民隐私和数据安全，并且在收集、处理和挖掘数据的过程中尊重市民隐私，在持有并共享敏感度个人数据时，制定保护个人数据的周密协议和措施；同时也需要按照资产安全等级，优先考虑保护最敏感的资产，在关键应用程序被大规模应用之前严格测试其安全性能，并采取最为严密的安全防御机制，守牢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底线。

来源：文汇报2022-03-02

作者：薛泽林（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