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全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极大地考验和冲击着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作为撬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正颠覆传统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及其关系，既带来新的应急管理问题，又倒逼形成新的城市应急管理模式。面对新一轮科技浪潮与日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如何积极主动地迎接应急管理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为深刻总结数字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的制度优势，深度思考当下城市应急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威胁，深入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2年10月11日，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联合举办第二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在线论坛，主题为“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与会专家就数字时代城市应急管理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刘杰在会议致辞中表示，基于“人性化”理念，清晰界定应急管理边际，厘清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瓶颈问题，将推进数字技术与应急管理有效融合，提升应急管理效率，助力实现应急管理全方位覆盖。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刘淑妍教授在会议致辞中提出，城市是落实国家治理和抵御风险的基础单元，更是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前沿阵地，在此次疫情危机事件中，体现了风险源的多样性、诱发机制的复杂性与复合性，真正考验和检验着整个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冲击即有管理框架，也威胁着整个城市公共安全和经济稳定发展，亟待提出实现城市更加安全、更富韧性、更有活力目标的策略、方案和建议。

打造新时代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认为，高效应急处突是全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看似“一件事”实则是“多项事务”，且这些事项由不同的部门或机构分别负责处理，快速且准确地“分事”是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前提，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开发是“分事”的技术保障。通过技术迭代升级、组织管理重叠，现代城市应急体系要通过职责分事、授权分事、孪生分事、智能分事等线下线上多种方式，构建比较完整的“分事逻辑”，持续提升应急效能。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骞教授认为，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应用为特点的智能社会，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迫切需要关注智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预判、规划和顶层设计，亟待形成不同智能社会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关联场景及智能社会综合场景。通过开展系统的社会实验等研究，总结形成智能社会治理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建立起技术、政策、公众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并通过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等措施反馈于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优化，出台一批智能社会治理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措施，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助力应急管理数智化转型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翁文国教授认为，我国提出到2035年将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亟需构建体系化的城市安全防控体系。利用先进管理科学与先进理念、公共安全技术、信息技术，构建安全管理和风险主动防控新模式，开展城市风险隐患的全方位物联网监测、评估与精细化管理，打造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城市公共安全网，创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和服务模式，进而提升城市安全发展与管理水平。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认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理念要实现根本转变，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从物理空间的城市向生命有机体城市转变，最终实现“敏捷治理”，要体现广泛的参与性、适宜的温度和弹性、最大的包容性，能够及时回应市民的需求以及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数字时代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城市敏捷治理发展，第一，建设城市治理的共同体，提升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敏捷思维性；第二，建设“城市大脑2.0”，要让城市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温度、更有效率，建设面向全体决策者和全体市民的城市大脑数字治理系统；第三，面向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建设符合数字转型、智能升级、集成创新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突破自身的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交通、产业、环境、公共服务、数据共享、应急管理等方面实现协同治理，带动提升区域治理协同化和一体化水平，主动寻找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纵横左右的、由内向外的协同元素和文化，让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自然涌现。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高恩新教授认为，随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技术形态和政府公共管理形态的改变，存在传统官僚治理、基于信息的虚拟治理、基于数字的平台治理等三种治理范式，体现社会形态、技术形态以及治理体系运行逻辑的改变。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组织与技术关系、技术的功能限度及组织中的人机关系，既要明确城市应急管理中的技术吸纳所起到的增效、赋能和赋权的作用，也要反思技术本身在推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数字化转型中的功能边界，以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可能对治理形态的塑造影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林教授认为，特大城市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治理困境，有效识别流量、获取并运用大数据，成为特大城市防控风险的重要支撑。特大城市需要提升组织的协调性，为发挥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创造条件，第一，特大城市政府要善于管理和应用“流量”，具备大数据治理理念；第二，实现跨组织的数据联通，建成数据信息共享的平台，智能化构建数据、挖掘数据潜能；第三，加强建设综合应急指挥中心，破除从大数据驱动的风险监测到风险应对的组织隔离。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勇教授认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已成为影响治理和市场发展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应当厘清数据资源的配置和数据治理的政府市场关系，建立一个开放、安全、健康的数字生态，对于数据的采集、开放、流通及规范，设立系统完整的规则，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市场有效的双向赋能。未来，理解数据治理的背景，应强调数据治理规则的重构，包括数据开放质量、政府数据的原始程序，以及应用场景的赋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释放场景来释放数据技术的效能，同时注重政府数据工具提升，提升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上海海事大学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孟令鹏副教授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传统的物理社会已经演变为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相互交织、相互映射的复杂网络社会。对城市应急管理而言，也存在“双层超网络”，底层物理网络的资源流动与信息网络的命令传递、信息沟通等存在着相互映射和交互的关系。网络中各主体及其间的竞合关系，同时叠加在物理、信息、资金的交互中，使得现代城市应急管理愈加复杂。针对“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应关注主体间复杂动态行为的交互对于网络结构、网络状态的影响，转变城市应急管理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约束，厘清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的宏观行为与微观机制，完善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韧性时空治理策略。

构建数字时代城市应急管理新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明军认为，数字治理的目标价值是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实现；数字治理的工具价值，提升了基层应急执法的效率；数字治理的透明性，增进了基层应急执法能力运行的规范性。同时，数字治理也对基层应急执法能力的行为价值取向、约束机制的突破及运行模式存在消极效应。数字治理背景下街道层级应急执法能力提升路径包含五个方面，第一，加快非常态社会治理的法规建设；第二，推进劫夺党组织依法领导的实现；第三，强化应急综合执法主体的程序正义理念；第四，建构以认同为核心的维稳观；第五，实现应急执法平台技术的新陈代谢。

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董幼鸿教授认为，通过基层调研发现，疫情防控基层应急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统一性和权威性；第二，在应急过程中，存在技术壁垒和管理障碍；第三，在极端突发事件面前，人们利用数字工具和数字平台的能力。在未来改进路径中，应当打通数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管道和渠道，推进权限分级授权模式；广泛推广健康码、场所码，进一步有效结合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打通技术和管理壁垒；扩大相关领域人力资源招聘工作，优化现有队伍存量，提升人员数字素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滕五晓教授认为，常态管理体制下的城市专业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的业务系统中，部门间、区域间的数据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信息孤岛极大影响城市应急状态下的有效响应。城市智慧应急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智慧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和技术方法，本质是智慧技术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核心是应急管理的专业内容，目标是形成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应急管理，由政府应对转化为政府、社会、民众共同应对，并实现“基于同一画面”的应对到个性化智能化推送的转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副处长邓智团研究员认为，“元宇宙”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系统集成，可能是第六次技术长波关键的拼图，相关的新基础设施、新经济、新范式被社会接受后，社会将在新技术主导下重新更新城市，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底层技术。作为深度全面数字化以及第六次技术浪潮关键拼图的“元宇宙”技术，在受到城市、地方政府、企业追捧的同时，要避免资本投资过热，关注并规避“元宇宙”对城市发展可能带来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倒挂的伦理风险。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陈彬副研究员认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域、物理域、认知域融合的趋势，线上线下一体化、舆情态势多极化、全民社会卷入，成为城市应急管理新需求。多域耦合应急管理正向社会域不断延伸，如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支持信息域、物理域、社会域相融合的应急管理，并将社会域融入应急管理推演能力是重点关注方向，目前可实现提供高保真的人工博弈系统，支持多粒度、自适应、多路径演化的平行实验方法，有效支撑多域耦合应急管理的计算与推演，从而更好的为应急决策提供辅助。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薛泽林副研究员认为，如何既发挥我国集中统一的制度特色和优势，又贯彻属地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经验，即如何在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完善权责分工，形成各方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协同体系，是当下我国应急管理研究亟需回答的命题。面对日趋复杂的应急管理体系，需构建起集权统一领导和属地优势发掘相结合的协同型应急管理体系，上级政府和协调机构在地政府按照应急管理的不同功能需求进行协同配合，并通过横向功能性协同推动纵向功能性协同。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韩传峰认为，社会治理中存在小事隐瞒、大事等待、无事藐视、事出重视的行为，充分反映各类治理主体与组织的意识消极被动与权责边界模糊，究因是主体、要素、结构的缺位、错位、失位。城市治理系统的宗旨为“以人民为中心”，结构为“人民城市人民建”，目标是“人民城市为人民”，治理系统重心是人民，始终应以人民为服务对象。治理的核心为多主体上下结合，利益均衡，主要是共商、共识、共建、共治、共享，要素、主体、结构间应当及时回应、科学回应、精准回应。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时动态筛选并识别公共价值需求，打通数据-信息-价值链条，完全自主分析城市内生发展、历史外推、外生发展状况下的城市系统时空演化的过程与结果，为主体提供精准个性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并通过负反馈消弭社会主体间差异，实现城市风险“自主识别”和“消弭无形”，城市突发事件“无为而治”，构成和谐共处的智慧社会。着眼未来发展，应急预案与社区演练、算法审计、社会伦理、机制体制与人工智能耦合度，以及动态清零过过程目标下的防控方案优化等方面是亟待关注的核心问题。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发言，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指导原则，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强调人民在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并确定居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城市政府治理权边界，以及城市治理体制，有效解决城市治理的基本问题，一切“顺顺当当、天衣无缝”的城市治理是否就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人民城市的样子，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二是关注城市治理技术的负面效应，数字技术等工具越强大也意味着我们对其依赖更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三是重视城市治理体制改革，要将治理体制改革、技术工具应用集合起来，让城市治理越来越简洁有效，这应成为城市治理未来的方向。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荣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树平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薛泽林副研究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中心主任韩传峰教授分别主持了各分论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副主编方卿、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宇环副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王胜强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许磊助理研究员对论坛进行了精彩点评。

本次学术会议线上参与人数约90人，B站直播观看人次近1000次，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