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迎接应急管理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坚决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10月11日，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围绕“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主题，举办了第二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线上论坛。

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首先需要人文关怀。全国政协委员刘杰研究员认为，把数字技术运用到城市应急管理的时候，让不太懂数字技术使用的群体成为数字时代城市应急管理的“重点人群”，是城市应急管理人性化的体现。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强调，解答城市治理的课题不完全依靠城市本身，也要依靠城市的人民，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一方面要解决人民的期望，另一方面要明确治理权和完善治理体制。同济大学刘兴华教授同样提出，数字时代的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治理需要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实现三元空间城市生命体建构，以治理精度保证城市温度和实现公共政策的调适性稳定。

毫无疑问，新技术开发和运用是数字时代城市应急管理的应有之义。同济大学施骞教授认为，智能社会城市应急管理必须用综合方式来应对，且可以通过应用场景进行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华东师范大学高恩新教授发现，数字技术对整个城市应急管理更多的作用体现在赋权上，使数据收集、处理、集约使用的平台在组织中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而且能提前识别或者采用相应的措施消除城市风险。华东政法大学任勇教授强调，数据要素已经成为影响治理和市场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数据治理使政府-市场关系从原来边界相对清晰的单纯二分，演变成边界相对模糊但更加符合治理的状态。但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在新技术运用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数据运用带来的风险。南开大学吴晓林教授认为，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存在失效的原因是大数据在特大城市风险治理中的应用受到目标复杂性、组织协调性的双因素影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董幼鸿教授认为，数字治理需要重视“管用”这个问题。例如，数据需要准确性、统一性和权威性，数据运用需要克服技术壁垒和管理障碍等。同济大学韩传峰教授认为，基于技术对于主体进行赋智，能进一步发挥主体及主体之间的现代化体制和机制优势，从而赋智城市风险识别与消弭。

数字时代的应急管理还需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张明军教授认为，数字治理对基层应急执法能力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以人为中心的目标价值更加明确、工具价值更加有效，另一方面，基层应急执法能力行为价值取向存在异化，对约束机制突破存在随意性的现象。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提出，高效应急处理应遵行“分事逻辑”，即通过技术、管理和线上线下结合路线对“一堆事务”分别处置。清华大学翁文国教授认为，从被动到主动实现城市应急管理，构建体系化的城市安全防控体系是全球智慧城市重点建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