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2023年9月5日《解放日报》第12版：思想周刊/文史

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近代以来，随着商业经济发展、西方思潮涌动，慈善活动逐渐呈现出施善主体多元化、慈善组织公共化、慈善功能不断拓展等特征。上海，因便利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海纳百川的城市胸怀，在全国率先诞生具有近代特征的慈善组织，成为民间救助活动最为活跃、成绩最显著的地方之一。

开明绅商义赈

旧式民间慈善活动多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以善人、宗族等为主要行善主体。1875年至1878年“丁戊奇荒”中的慈善赈济，是中国慈善活动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型的标志。

“丁戊奇荒”延续近4年，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以及苏北、皖北、川北等广大地区。大旱之际，许多地方还发生了水灾、蝗灾、雹灾、疫情、雪灾。在河南陕州一带，“近日乡里人来，询悉旱荒景象更甚于前……间有先经得雨，麦苗早出，又被蝗蝻食尽”。结果是，“大祲未已，瘟疫流行，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

面对如此“奇荒”，因财政能力不足和传统官赈机制运转乏力，以致“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在这一情形下，以长三角地区新兴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开明绅商开始积极加入救灾和赈济活动。

1877年，上海绅商经元善及其友人李麟策与上海果育堂首董瞿世仁商议，决定募捐救济旱灾，开办义赈。次年3月，经元善因突出表现，被上海同人一致推举主持收解赈款之事。

之后，经元善开办协赈公所，并在全国设立25处赈捐代收处。协赈公所根据实际灾情确定赈济范围，“募款、司账、押运、放赈都有专人负责，每一灾区均按灾民人数和发放标准拨给款项……每月将收解款项逐笔登报公布，每次赈灾结束都刻印征信录，使人一目了然”。不到两年时间，协赈公所送达河南、山西、陕西、直隶4省的善款达470763两白银。

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也积极参与义赈，和经元善一起先后主持上海助赈山西、直隶等活动。不过，他的贡献更多体现在将慈善事业转型上升到理论高度。他总结古今中外慈善问题的经验教训，把慈善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并在防灾备荒、扶弱济贫、除旧布新等问题上有独特见解。

比如，他在《盛世危言》中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立、种类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作了详细介绍，并对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进行反思，指出“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强调“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

郑观应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官绅合力，“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养教兼济，“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以工代赈，“则贫民自食其力”。

慈善功能扩展

19世纪中期，上海人口约50万；清末民初之际，快速增长至200万。其中，一些是避难逃荒而来的民众，一些是被城市化、工业化吸引而来的务工人员。随着越来越多流动人口的涌入，贫困、疫病、棚户、市政等问题相继涌现。

1912年9月成立的上海慈善团，是一个具有协调性质的慈善机构。它将上海市区原有的同仁辅元、普育、清节、果育等慈善机构合并为一大团体，“酌盈剂虚，统一办理”，并置文牍、会计、庶务等科办理全团事务；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公产公地租金收入、善举捐款等，每月还会在《上海市公报》上刊载收支报告。

基于专业化运营，新式慈善组织的管理效率和社会效能相应提升，组织功能亦随之拓展。

第一，市政建设。除了传统的救济贫民、恤孤赡老、施衣施药、收容流民、救济妇女、兴办义学之外，新式慈善组织还承担了一些市政工作。比如，上海同仁辅元堂除举行诸善外，“如清道、路灯、筑造桥路……无不赖以提倡”。时人评价，“实为地方自治之起点”。

第二，养教兼济。经元善认为，传统的善会善堂开展的“养老、育婴、恤嫠非不善也，然惠仅一身，不能及一家也。施粥、施衣、施药非不善也，然惠仅一时，不能及永久也”。只有“兴农开荒”“课工教艺”，将慈善与教育结合起来，教养并重，才能惠广泽远。

1905年上海绅商创议设立的勤生院，1906年创建的上海孤儿院，1912年创建的新普育堂，均设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获得收容的幼童、贫民可学到一门或几门足以谋生的工艺，到社会上能自谋生路。

第三，兴学启智。在救亡图存的风气影响下，开风气、启民智、正人心成为开明绅商开展慈善活动的初衷。1904年，《东方杂志》刊发文章《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称“欲救今日之中国，必自改良习俗始，必自增进民德始，必自联合人群始”，“皆非以慈善事业诱掖而将助之，则终无以立其基础”。

在救亡图存、兴学启智思潮的影响下，阅报会、阅书会、戒烟会、不缠足会等新式民间公益机构陆续出现，努力帮助民众“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

除上海慈善团外，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6年成立的上海孤儿院、1913年成立的中国救济妇孺总会、1916年成立的上海中国济生会、1920年成立的上海华洋义赈会等都具有新式慈善组织特征。它们以上海为中心，编织起一张覆盖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民间慈善网络。

“把援助送给战士”

抗战爆发后，上海慈善救济活动向战时转换。比如，赵朴初、周林等人通过仁济善堂以及官民合办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广泛开展难民救济工作。从1937年到1940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的难民收容所、难民医院达50多个，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

与此同时，具有全国视野、国际格局的战时慈善救济组织应运而生。1938年，宋庆龄在中国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并在上海、广州设立分会，致力于“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宋庆龄还立场鲜明地表达了救济工作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作用：“保卫中国同盟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本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应国外寄来的捐募物品，设法采购和运输抗日根据地所需的医药等物品。上海分会还通过举办义演、义卖等进行募捐，有力支援了新四军抗战和其他反法西斯斗争。

宋庆龄还把《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办成向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并通过演讲、信函等方式介绍与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在一系列相关活动的推动下，许多国家成立了援华会，为中国抗战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

1945年，“保卫中国同盟”总部迁往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一方面，坚持革命立场，“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另一方面，率先探索从社会慈善救济向社会福利事业转型的路径。

除了援助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托儿所、孤儿院、实验农场和制药厂等机构建设外，中国福利基金会进一步在妇幼卫生保健、儿童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示范性工作。

比如，在上海成立“儿童工作组与儿童剧团”，先后建立三个儿童福利站，将儿童的救济与儿童教育、儿童医药卫生结合起来。儿童福利站内设有妇幼保健室、识字班、图书室，为贫困的母亲和儿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让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得到教育。

宋庆龄经常到福利站指导，并教孩子们认字。她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把一部分有机会读书并愿意帮助别人的小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在课余时间到里弄和棚户区组织识字班，把更多失学儿童拉进识字班。到1949年5月，三所儿童福利站开办了数百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儿童超过5000人。

（骆明婷，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潘见独，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