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轴心时代，技术的影响力弥散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和各种关系中。大党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关键连接点，在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的显著变革是大党兴起、发展、改革、完善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智能技术的本质在于“用算法（解决问题的规则）来代替直观判断”，进而可以有效地处理“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原理与各种组织运作高度结合，大党也处于这一技术趋势之中。“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积极回答的“大党独有难题”之一。要回答这一“如何”，就必须深入理解技术对大党组织的塑造，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在技术嵌入中的差异，直面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之间的博弈……而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对大党和技术的关系在历史、本质、固有逻辑、行动品德等方面有综合的把握。

一、技术轴心时代是大党治理的隐蔽“势场”

理解政党发展和行动的逻辑，首先需要对政党所在的预先结构进行挖掘，党不是一个完成的、独立不依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互相牵引”的“势场”之中。对大党而言，技术轴心时代是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隐蔽“势场”。1999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新序中，用“技术轴心时代”一词概括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在经济领域、政治制度和文化范畴上的动荡与飞跃，均筑基于三阶段的技术革命——机械技术阶段、电力技术阶段和智能技术阶段。诞生和壮大于现代社会的政党，特别是大党，其基本特征之一是人员数量的庞大，这就需要复杂的组织结构来完成动员、传达与协调，这些结构均深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繁荣。因此，我们在讨论大党治理时，需要不断追溯、体会甚至预测这种政党所在的隐蔽的“势场”。

现代政党，特别是大党的崛起本身就是在现代技术的助力之下方才完成的。当前讨论技术在政党政治中的运用的学者，关注的多为作为客体的技术，例如大数据的运用等，但实质上，作为过程的技术精神——例如制造和使用的过程中呈现的理性、人工性、自动化等——更为本质和重要。就政党政治而言，从显性的政治宣传上看，正是由于机械印刷以及广播电视等客观的通信传播技术的帮助，才使得结党突破了显贵团体，成为众人可及之事；从隐性的内部组织结构上看，支撑大党的人员规模与组织层级需要复杂的现

代组织技术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大党在发展中还产生了分化，在竞选体制中，围绕选举的大党在宣传中更注重运用新技术，产生了“广播总统”“电视总统”“推特总统”等成功案例。在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发展中，则更注重在治党中运用最新的技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党逻辑在列宁那里就已有了很好的理论奠基，并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列宁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的一般组织原则——科层制原则的反题与合题。现代技术的特点，例如量化、专业主义、工具理性、物支配人等，在与社会结构结合后，形成了包括社会控制、审计社会、政治工程学等一系列拥有技术逻辑基底的社会政治运作方式，泰罗制和科层制等现代社会的基础制度均是现代技术逻辑的体现。建立在这种技术上的组织常被视为一种缺乏内在性和自身目的的存在。因此，在列宁式政党建立之初，便有意识地克服这一弊病。在党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科层制的要素，但更关键的是对科层制的突破，例如党组织的最小细胞是活动的党小组就是不同于科层制的关键环节，其产生了科层制所不具备的基层活力、组织再生能力以及组织内部的意志表达。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应当包含技术革命。我们一般所说的革命是指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技术革命则是指通过使用新的技术原理和技术手段，实现新的结构上的根本变化，这种结构包括社会组织方式，也包括政党组织方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党发展与技术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引”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主动去甄别、剖析、运用、反思最新的技术手段及其背后的逻辑。不是任由技术从外部进入，以一种看似自发的状态嵌入党的运行之中，而是由大党主动地“牵引”技术，用以实现技术革命与自我革命的统一。实际上，因技术运用而带来的党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时时在发生着，其中也产生了一些关键环节，这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例如，因现代社会人的流动性而产生的流动党员和因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电子党员证相结合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党的组织逻辑产生了一些改变，在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流动党员凭电子党员证参加由不同基层党组织发起的党员活动，在这种新兴的组织模式中，党员的组织关系与党员的组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党的最小活动细胞成了个人，这种基层的探索看似细微，实则是对党的组织逻辑的一种重塑。

二、辩证运用基于“数的逻辑”的现代治理技术

现代技术的逻辑本质在于普遍“数字化”，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进一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之间形成一种“数的关系”，与“数”相关的“计算类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核心问题。成熟的国家治理以及各类现代组织均需借助数字，实现对政治、经济、社会中具体物的宏观把控，进而实施管理，使之进入“秩序”之中。大党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也取决于对这种“数的技术”的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对这种作为过程的现代技术逻辑始终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就如之前我们谈到的，党的组织原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科层制技术的克服。因此，与强调服从与执行的科层制不同，党对于各个组织层级，特别是基层组织，强调的是组织的活力。另外，从党的根本意志上讲，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这种控制论的现代技术，例如马尔库塞就对之加以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基础仅仅是从人身依附（如奴隶对奴隶主等）逐步转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例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的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马尔库塞以及后来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都反对政治的计算理性化。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很早也认识到，这种数字化管理可以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助力。例如，1917年，列宁就曾经打算以普·皮留乔夫的笔名发表《统计学和社会学》，其中将统计学作为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因为这是一种可靠的基础，是全部事实的总和。

同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提升自我执政能力时对于技术的运用也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党组织的有效运作主要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的规则，二是组织的意志或者说组织的目的。在组织的规则方面，现代技术可以发挥重要的助力，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成因之一在于其规模性，表现为党员人数众多、党组织结构复杂、党内信息传递链条长、党的外部触角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范围广泛等，这一系列状况的解决之道恰是现代技术最能发挥作用之处。最新的智能技术本质上仍是“数的逻辑”，进步性在于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以及计算机通用高级功能的进步与固定更便于具体应用软件的开发。2010年后，人们普遍关注的“大数据”“数字治理”“人工智能”等热潮，带来的是基于强大运算能力而形成的精准、智能、定向和个性化的治理逻辑。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也积极引导了党内治理与智能技术的结合，各级党组织积极将数字治理技术运用到党员统计、党内信息传递、党组织状况测量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便利的智能技术帮助了党的组织规则的实现、反馈以及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党的组织规则最终是为了落实党的意志，而现代技术的“数的逻辑”所导致的操作化和控制论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意志的剥夺。当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运用“科学”的方法时，此时的政治便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问题，而成了“制作”——手段和技术——问题。现代政治逐步从“为什么”和“是什么”类问题向“如何”类问题转变，政治知识的实际对象不再是事务或永恒的运动，而必然是一种过程。在大党治理中，若一味强调对于智能技术的运用，便会倾向于使党内治理的对象由整全的、具体的党员变成分类的、抽象的数，党内结构由一个个生动活泼的组织细胞变成一个个数据结构。“数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掩盖了政治组织之中的权力关系。同时，数字结构反过来影响事实本身的结构和有效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前的党员考评一般会包括量化考评，其考评对象往往是测量的结果而非个体的、多面的党员本身，并且测量本身就是对混沌的事物净化的后果，标准的选择往往并不是在行动完成后进行的，相反成了行动的指挥棒。这种操作化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党员或党内事务的本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被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新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所导致的对基层党组织行动载体的革新。在我国的政党治理中，近年来最为突出的技术运用案例是学习强国App的推出。仅仅将之视为党的宣传平台是不够的，这一顺应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客户端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党员的管理模式和活动模式，例如，网上党支部的建设、网络台账、网络党课、网上党支部会议，等等。这里既包含简单的“数字映射”或者“数字孪生”，也就是将现实中的党的存在转换成数字的存在；也包含交流媒介变革，即在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之外，加入了第三者——平台的存在。同时，这种新的载体还改变了党的上层组织对基层组织状况的掌握方式与掌握内容，这些静悄悄的变革会对党内组织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党内治理中这一技术运用的研究还远落后于实践，这种党的自我革命牵引的技术革命尚有诸多可探索以及可改进的面向。

三、稳妥把握“节制”与“革新”之间的平衡

虽然处于同一技术时代，但世界上不同类型的政党运用技术的逻辑是有区别的。“技术执行是认知、文化、结构和政治嵌入的结果。”规模不同的政党对于技术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存在分化，小党结构一般较为简单，其内部治理对技术的需求度较低，但不少小党也在积极挖掘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使用方式，以此进一步缩减信息沟通的中间环节并节约经费，同时，新媒体的传播特征也使得小党可以达到以小成本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的效果。对于大党而言，组织结构内部的沟通协调对于技术需求度较高，因此，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大党，均积极探索智能技术在党内治理中的新应用。但是在技术的获取、嵌入、革新等方面，不同类型的大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大党在获取技术时，需把握“购买”与“主导”之间的张力。一项新技术从发明到产生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征途，在现代社会，丰厚的利润是技术运用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一旦技术突破高精尖的科研领域，能够面向大众的商业应用价值往往首先被挖掘出来。特别是在当下，计算机通用高级功能的进步与固定，具体应用软件的开发更为便利，随之出现了基于强大运算能力而形成的精准、智能、定向和个性化的商业服务，在商业资本操作下，人们对计算机的本质能力有了更多的想象，进而政府系统开始从中汲取新技术，用以推进城市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事业。目前，相较于商业机构和政府，世界上的各类政党对于技术的应用往往较为滞后，拥有较多资源和较高技术需求的大党也不例外。但也因为滞后，大党运行所需的技术就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完成技术获取，以美国的政党为例，两党在竞选中均有购买数据的费用支出，通过购买商业机构的技术支持，选举型政党一方面可以获得与选民分析相关的报告，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对选民的宣传。在这种购买关系中技术是外在于党的，因此，选举型政党利用了最先进的商业技术，但也被商业技术所反制，党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技术逻辑的裹挟。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技术获取方面显得更为慎重，一方面，其也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部分技术公司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其始终强调党对技术应用的主导性、党内技术的独特性以及部分技术创新的自主性。

大党在技术嵌入时，需把握“节制”与“革新”之间的张力。技术革新本身并不导向应用，对于一个有自主意识的组织而言，技术嵌入组织的动力产生、方式选择、效果评价均应当来自组织自身。这种组织主动吸纳技术的实践通常会使嵌入组织的技术不同于外界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既需要“节制”又需要“革新”，对两者平衡的把握是对现代政党政治智慧的考验。其一，组织对于技术的运用需要有“节制”的精神，需要经过筛选或调整，使之符合组织原有的运行逻辑。在商业运用中，诸多新媒体平台的最终导向是获取流量，为达到这一效果，商业平台的算法会根据人的偏好的“长尾效应”来推送相关信息，同时积极制造“信息闭环”“信息茧房”等。这些技术如果不加节制地直接运用于政党的组织和宣传，未能形成真正的政党主导的“嵌入”关系，那么在竞选型政党结构下，就很容易造成政治极化现象，这是西方政党在新技术时代面临的难题，是技术逻辑和商业逻辑对其原有的政党组织逻辑和政治理想的侵蚀。其二，组织对技术的运用需要有“革新”的精神。组织运行的特征之一是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抵制变革，因为变革往往会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因此，政党在主导技术嵌入时，也往往希望技术仅限于维持或加强现有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而抵触或尽量减少技术带来的变革，这种倾向导致的后果是政党内部的技术运用往往会落后于社会面技术一代或更多代，在技术迅速迭代的当下，过于保守的技术嵌入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时刻面临外部技术倒逼。

最后，与一些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于技术的运用不局限于治党，更在于治国。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党的本质要求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技术的引领和运用有超出党自身的意义。在我国，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在实现整个政治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技术的运用是一个关键环节。政党对技术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在智能技术时代政治并未后退，反而政治在“数字”“智能”的表面之下，更加深刻地渗入人的生活。除了在政党内部存在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的博弈之外，党还面临着技术的逻辑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逻辑与文化的繁荣、技术的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的实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挑战，这些均需要一个有责任的大党更加充分认识“规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拥有“节制”与“平衡”等政治品德。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