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城市工作的“人民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趋势，总书记再次强调人民群众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从多个维度确立了城市工作的“人民逻辑”，这既是对已有的城市治理理论“经济优先抑或社会优先争论”的超越和升华，更为上海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指明了方向、划定了重点、提供了遵循。

人民逻辑——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价值原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表现形态，其价值追求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并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逻辑”确立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历史维度看，城市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要求树立人民逻辑。从产生于公元前10000年，被人称为“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城市”的耶利哥；到距今6500年，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城市湖南城头山；再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以及直至今日能在全球发挥重要节点作用的纽约、伦敦和上海等全球城市，人民群众始终构成城市的最重要基数，城市的繁荣和辉煌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在特定历史阶段，部分城市因价值导向偏离城市主体力量，导致了“城市病”等问题。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通过确立“人民逻辑”，围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现实维度看，城市工作的复杂性要求人民逻辑的价值回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崛起，城市多元主体力量此消彼长，催生了城市治理的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等不同价值导向，也由此形塑了不同时期的城市治理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人口占比的持续提升以及新科技革命的冲击，城市在未来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不论是政府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还是社会的逻辑，都无法完全适应新的竞争需要，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以有为政府统筹协调城市各类资源，打造行动合力；以有效市场激发企业主体的能动性，提升城市活力；以有机社会团结城市各主体，增强城市韧性。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目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逻辑”为起点，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开拓城市治理的新境界。

人民至上——新时代城市工作的思路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新科技革命催生的城市、科技与产业一体化布局，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城市关系的新议题，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的思路指引推进人与技术和谐共进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重塑了城市功能定位，并对城市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以数字技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才和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人才、教育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创新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断被强化。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作为人类各种要素的集聚地，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将超大城市建设成科创中心不仅成为城市自身的目标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区域乃至国家寄予了打造未来竞争节点的厚望。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不能以技术逻辑取代以人为本，要实现将科技创新与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在发挥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的拉动和溢出效应的同时，更多地将城市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以此提升城市战略目标与人民幸福感的共融度，让人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未来的城市数字化转型需要回归技术服务于人这一本源，坚持“人民至上”的思路指引，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创设应用场景，围绕人民群众的建议改进应用场景，围绕人民群众的方便整合应用场景，让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

人民主导——新时代城市工作的路径方法

21世纪以来，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网络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建立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城市治理理论面临挑战，亟须建立新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城市治理赖以运转的社会网络理论受到挑战。尤其是对于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而言，城市个体面临着“过大”和“过小”两大困境。“过大”是指对于整个城市而言，虽然市民共享诸多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但每个个体的正常行为对于其他市民和自己所生活城市的影响微乎其微，城市公共参与冷漠是大城市面临的普遍难题；“过小”是指对于居民生活的圈子尤其是小区而言，居民之间的利益高度交织，矛盾也易于产生，但小区在城市里又介于城市公共事务与居民自治之间的模糊地带，基层治理难度较大。因此，在人民城市建设实践中，破解“过大”或“过小”的现实困境，需要坚持“人民主导”的路径方法，在“生活圈”“服务圈”“工作圈”的搭建和完善中不断织密城市主体间链接网络，通过凝聚不同主体的认识达成城市共同体的思想共识，通过协调不同主体的行为形成治理合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建立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的城市生活带来新的挑战。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生活体验，但网络技术在经济和社交领域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城市的亲近感受到冲击。如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交通是无人售票自助进站，购物是线上下单快递放门口，吃饭是扫码下单，社群是线上聊天平台，连客服都是机器应答，在这样的环境中，“亲密饥荒”成为影响城市幸福的重要制约。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如今的人们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更加不开心、心理状况也更加不健康；西方国家成年人的幸福指数从2000年开始稳步下降，青年人的幸福指数也从2012年开始急剧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技使用量的增加使得面对面社交越来越少，生活缺少了亲近感。“亲密饥荒”启示我们，未来的城市治理需要坚持“人民主导”而非“技术驱动”的路径方法，做好线上连接与线下参与的平衡，通过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升城市治理共同体的亲近感和幸福度，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

来源：上观新闻思想汇，2024-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