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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治城,如何厚积厚发 
作者:张园园等  时间:2024-08-27  浏览次数:10

原创 王巧捧 官察室 2023年11月01日 18:23 四川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一个城市的治理工作,点点滴滴都会落在人的感受上。他们有些是本市居民,有些是从外地来此谋生的打工者、做小本买卖的商贩,有的是来参观了解这个城市的游客。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市民权益意识不断增强,以及文明城市创建、文旅引流竞争白热化等内外部因素压力下,如何让一个城市的管理跟上人民需求,让管理工作更文明,让人们在城市发展中,不仅在物质方面有足够的获得感,同时也能在心理上、情感上有足够的获得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探索。

对此,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支招文明治城该从哪些关键方面着力,以达到厚积薄发之效。 

理念民本化:重民心民意

关于城市治理的文明化,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对记者表示,“首先,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但不能放任自流;要依法履职,做好基础服务,但又不能管理过度、关怀超前。”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的执政理念,但是城市治理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加以体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人口的权益意识、监督意识、参与意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行政服务等各方面治理工作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园园认为,政府应改变过去那种强势的管理方式,从管理走向治理。关于如何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张园园介绍了她了解到的上海一些社区探索的不少做法,建立民意表达机制公共政策实施要及时纳入社会公众的意见,民意的公约数应当是政府行动的基础。

从公开信息可见,上海许多社区建设了各种议事平台,征集民意、落实反馈,有效通达社情民意,释放群众自治活力。同时,上海的不少社区建设了多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助力开门立法广纳民意,鼓励基层群众参与立法征询。这些探索性的治理经验格外受学界关注。

在城市治理中容易出现的重大冲突邻避困境问题上,如变电站、垃圾焚烧站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因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引发周围居民的反对,一旦处理不当往往引起剧烈冲突。从众多成功化解的案例可以看到,解决之道最终指向重视与民众意见沟通。贵州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曾总结经验表示,避免和化解邻避效应的关键是,允许公众的全过程参与和监督,做到公开透明、互相理解,采取更加诚恳的态度,确保普通公众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提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发生了变化,原来很多决策部门就可以替大家做出利弊的权衡,但是现在决策部门不一定能够了解老百姓对利益的关切点,并且了解得不够全面。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众要求参与政策制定,参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这些情况的变化使我们传统的闭门决策往往效果不好,甚至有可能做出的决策不为公众认可。

“做好基础服务,但又不能管理过度、关怀超前”,在李后强强调的这一方面,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成功的治理案例中,可见这一理念的具体效果。

今年两大热门文旅地,贵州 “村超”出圈和淄博烧烤热,两地政府都自觉采取了引导、服务而不干预的做法,确保了流量热点的核心色彩不变。而两地政府组织下的超预期应对,取得了当地群众和游客双方都满意的效果,稳稳接住了流量红利。

“社会治理中的很多问题,政府应多培育各方力量,共同解决。”张园园对记者表示。

治理理念的民本化,落在治理的具体工作上,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创新方法,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路上不断探索。 

治理现代化:共治、智治、精治

以民为本的理念,如何在执行层贯彻到位,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实现文明治理?张园园介绍,在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协商共治的实践已经非常普遍。

譬如,对于社区绿地的防护工作,长期以来,民众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这天然属于政府的责任,但实际上,绿地以及整个城市,都是全体人民共享的环境。而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手有限,还要应对各种其他日常工作,像绿地防护之类的事情,如果能发动民众参与,才能长期、完善地做好这件事,是为协同治理,城市共建共享。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协同性。今年4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上海市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城市治理的事例。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有两个相邻小区,关于中间隔墙上的一扇边门是锁是开,一度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针对这件事,虹桥街道党工委于去年牵头,组织两个居民区的党员、业委会成员、居民代表,先后进行了5轮民主协商。居民们在沟通中产生了共情,达成了共识,商量的主题从“开不开锁”,到“破不破墙”,再到拆除两个小区间的围墙后建什么,两个小区最后协商决定共建一个社区花园“同心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而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命题。在城市治理中创新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不少城市的探索方向。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日益注重普法、宣传等工作,提高法纪普及率,提升民众的政策理解力,起到培育文明市民的作用,而这能助力各方在协同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由此,文明管理和文明市民成为一个彼此促进、相互成就的过程,形成良性循环。

协同化治理之外,智能化、精细化治理,也格外受重视。李后强对记者分析,现代化的文明治理,“应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管理要更加精细、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许晓东认为,市域社会治理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其中,职责梳理是重要抓手,“智治”是重要路径,应充分重视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的科技优势,推进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现代科技、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同样担当起推动变革的力量,也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杭州市城管局“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充分利用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技术支撑、城市生态信息系统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智慧化城市管理内容。

杭州的智治实践反馈显示,不仅体现出高效便捷,还在增进人们的幸福、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表现不俗。据报道,2021年杭州“民呼我为”和“西湖码”应用程序,分别在建立城市治理与民意互动、打破部门壁垒助力部门协同方面,显示出令人惊喜的效果。

另外,在各地政府基层治理工作的复盘中,经常提到“绣花功夫”,这不失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治思维的具体体现。如今城市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注重细节等精治方式,通过与群众的贴近性、工作的全面细致性等特点,尽可能在更广的覆盖面上传达着人文关怀。

执行柔性化:理念在一线淬炼

柔性执法的要求,最早可见的省级文件是2010年上海市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从时任上海市长韩正的要求可以看出,柔性执法的要求指向克服行政执法人员的特权思想,规范执法权,寓管理于服务和教育之中。上海法制办人士在解读文件时表示,“柔性执法”是一种“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

柔性执法的理念,逐渐扩展到各种管理工作中。学者分析,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主要在于不依靠权力影响力,不单纯靠上级的发号施令,更便于激发服务对象的主动性、参与度。

青岛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李慧玲等学者解读,将情感带入治理实践,是柔性治理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等刚性治理的补充和丰富。而情感治理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是文明治理的核心理念。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因素,日渐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建构人心政治形态的情感治理模式,“人们到政府机关去办事,更希望在一个宾至如归的面对面服务环境中,充分感受‘以心换心’的情感服务魅力”。

在情感治理方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郑泰安建议,既要关注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要关注民众的心理需求,关注人们被尊重、理解、关心的需要。

郑泰安曾经根据这一理念,对一区级人民法院提起过一个建议。他发现该区法院门前有个转盘,周围岔路多,来办事的人容易走错,他于是建议法院想办法把门前的交通改进下,“很多来到法院办事的、出庭的,可能本来就情绪不好,在门口找路窝一肚子火,庭前调解怎么能顺利嘛。”

他建议重视心理因素对推动工作、化解矛盾的作用。“同样一件事,有的工作人员去处理,不仅解决不了,还可能把工作对象越说越毛,有时候换一个人,可能三言两语就做通工作了。这需要尊重规律讲究科学,这些早在社会心理学里有不少成熟的研究结果。”

柔性执法、情感治理,淡化了管理方的强势色彩,但不是无限制地纵容,而是站在群众的角度去面对问题,用更灵活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做法上在各个层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探索。诸如针对夜市摆摊问题,执法人员会在维护城市烟火气和居民正常秩序之间注意平衡。又诸如今年国庆期间,考虑到外地游客对道路不熟悉等情况,四川绵阳、河南平顶山等地陆续宣布,本次假日期间轻微交通违法“只警告不处罚”,引起多地跟进。

城市治理工作中,柔性管理、情感治理,势必对执行者们提出更高要求,对执行层,尤其是一线人员提出考验。对此,河北一地级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张瑞对记者表示,她的同事中有时候也有人抱怨困难,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充满人情味,虽然有时候牺牲了一些效率,但工作效果更“扎实”,最大限度减少了遗留问题。而且,有了平时工作中跟民众打下的“关系”做基础,今后遇到复杂的治理工作,比如像之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能更容易取得理解,更快地推动工作。

文明治理关乎城市品质,赋予城市更具魅力的特征,环境优美、人文荟萃、规范有序等等,这些是治理者和民众的共同所愿。

对于所有类型的城市、所有人群而言,城市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创新治理现代化,带着感情、讲究艺术性地去创新执行,是不同类型城市文明治理的共同着力点。

但同时,“城市治理要尊重不同城市的特点和自身规律。”李后强强调。专家们建议,在治理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城市规模、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还要关注到不同的地理因素和民俗民情、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同时要分类关注到城市里不同的人群。郑泰安比喻道,“先把脉再下药”,因地制宜、因人群而异地制定相应的治理方案,分类施治,只有这样,才能让城市文明更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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