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邦纬国：国家文明的叙事传统与治理技术的政治表达

——《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24年4月12日，《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会第九场“经邦纬国：国家文明的叙事传统与治理技术的政治表达”主题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致开幕辞。本次论坛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12位青年学者，围绕“文明的表达：传统文明叙事与国家构建”“ 文明的发展：技术发展演变与现代化反思”“ 文明的社会化：人的行为与社会化过渡”三个专题展开集中交流与热烈讨论。

刘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研究员对参与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感谢与热烈欢迎。他认为，本次论坛的三个主题将传统国家治理、现代国家治理、技术治理等政治议题联系起来。传统叙事并不重视技术的问题，现如今，单一的官僚体制并不是唯一的国家治理者，我们还要面对社会、生态层面的挑战。传统的理念式的表达无法解决现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现实的、敏感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转向技术。同时，国家治理也不能局限于宏观叙事，要降维到中微观的治理层面。

专题一：传统文明叙事与国家构建

任路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任路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家户制传统及其内在困境》。在第一部分，他指出，早熟是中国国家形态的重要特征，中国相对比较早地建立了国家形态（早发性）、权力的集中性较强（集权性）、权力集中的体制持续了较长时间（持久性），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早熟”的中国。第二部分抛出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国家形态会呈现“早熟”特征？他首先总结了既有理论解释，国家层面有兼并战争与郡县官僚国家理论，社会层面有小农生产与东方专制主义的解释。他发现，小农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户，这也是回答“为何早熟”的第二个理论立足点，即社会基本单元的分析视角，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从家户制出发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原因之一。在第三部分，他解答了中国国家形态如何实现早熟。通过对田制（即土地关系的调整）、异子之科、礼制、户籍制与乡里制等制度设计的分析，使国家、官府和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清晰呈现。最后，他讨论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家户困境，如家户难以长时间支撑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回应现代国家对合法性的要求。

魏朝利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魏朝利报告的主题是“传统中国共和观念的历史书写与义项类型”。他梳理了近代之前《史记》《竹书纪年》等中国传统典籍中存在的共和观念，并且将其总结为共和观念的四类义项。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传统共和观念的内涵。最后，他阐释了共和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积极意义。

应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师应验报告的主题是《选贤任能模式：党选人用人的体系分析与创新思考》。如何理解选贤任能？他回顾了新时代以来中央对“选贤任能”这一表述的使用情况，并从学科、主体与研究视角三个角度对“选贤任能”这一概念进行文献回顾。他在列宁建党学说、党的实践探索与古代尚贤传统的分析框架之下，构建了一套选贤任能的体系。最后，他对如何将“选贤任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出探讨。

张园园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园园报告的主题是《说理下的公共正义——一种中国式正义的价值解读》。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理？说理是中国人寻求正义的途径。“说”代表了叙事，是从叙事主体出发，获取个体生命历程的故事；“理”代表中国话语里的公道，因而“说理”可以表述为“叙事正义”。张园园助理研究员指出，中国人的“理”和传统理性、逻辑下的正义有很大的差异。说理的过程也是话语构建的过程，相比于政治哲学家的逻辑技巧，说理则是一种基于事实的过程描述，它较少关注逻辑的严密性，更看重故事真实性和过程感受的表达。说理可以达成共同感受的理性认识，当一种感受成为公众的普遍的认识，并经过权威宣传机构的肯定时，它就会成为一种公理或原则。而达成正义的基本原则包括无知之幕原则、感受正义原则、争论原则。中国通过说理寻求正义的社会化环境一定意义上也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正义范式。

张树平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树平对本专题的发言作出点评。对任路老师的报告，他指出家户制的概念与华中学派、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追问，把家户作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基础，家户制和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承认皇权下县，那么家户与国家会直接在权力的视角内发生碰撞。但如果认为皇权不下县，互动又将如何发生？对魏朝利老师的报告，他称赞其对共和观念不同义项类型的梳理工作，并追问：观念研究如何从学术进入思想？如何从思想者个体的思想进入社会化的层面？这是否需要考虑不同思想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共和思想在舆论场上的状态？对应验老师的报告，他首先肯定了选贤任能这一选题，继而追问：一般理解的“选贤任能”和“破格提拔”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官制有若干次重大变动，从历史上来看，破格提拔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遵循制度，也不一定导致不好的结果。如果“选贤任能”作为一个制度要实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条件？对张园园老师的报告，他通过《资治通鉴》中对义理与言辞关系的讨论（白马非马的故事）启发听众：中国古代的治理到底是诉诸情理还是法理？如何通过话语达成正义？

专题二：文明的发展：技术演变与现代化之思

魏巍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魏巍报告的主题为《“观念之别”还是“权力之争”？——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调和》。他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如火如荼，但也新问题丛生——数据共享有量无质，数字化、智能化的形式主义，数字鸿沟，信息、业务两张皮。其深层原因在于政府在吸纳技术过程中存在深层的伦理性冲突。他首先梳理了冲突的表现，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手段三个视角，发现数字政府存在机器管理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疑虑、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以及数据收集、算法存在偏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传统解释分为器物层面和观念层面。器物层面指向技术缺陷和制度缺失，而观念层面指向公平-效率、安全-隐私、手段-目的的冲突。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政府与技术之间会经历“竞争与对抗”“替换与转移”“融合与借力”三个阶段。数字政府伦理冲突会不断陷于权力博弈循环，在避险偏好之下，想要根本性地解决是困难的。

肖梦黎

华东理工大学讲师肖梦黎报告的主题为《从隐喻到场域：数字守门人的反思与重构》。她指出，平台治理领域的隐喻层出不穷，“避风港”“隐私盾”等概念方兴未艾，“数字守门人”又杀出重围。数字守门人是否可以作为透视平台治理的合理视角？这种“隐喻”的背后是什么？肖老师首先为大家廓清了平台治理概念下，数字守门人（平台）把关的范畴、平台守门方式以及平台治理的进化过程。进而，她指出数字守门人是有限范畴的守门人，是对传统平台治理逐渐不敷的一种尝试性回应，是在平台严格责任与“避风港”原则下相对无责任之间的一种折中路径，这个概念的建构野心也将遭遇诸多现实困境。在数字守门人规制的导向性选择问题上，她指出静态的结构规制无法解决互联网平台治理领域的各种问题；数字守门人制度更应被解释为一种事前和事后干预相结合的新工具；数字时代守门人的把关权力不再由特定主体独享，更像是一种平台与多边用户共同参与价值共创的过程。最后，她强调我们应反思理性下的程序主义补正，重视关系视角下的平台公正理念，维持发展实用理念下的规制总强度恒定，以实现对数字守门人路径的纠偏与优化。

姜小辉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姜晓晖的报告题目为《新质生产力还是技术乌托邦？——元宇宙赋能智慧城市的潜在机遇、隐形陷阱和未来挑战》。她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超高速发展和算法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元宇宙正逐渐从虚拟走向现实，从早期文字描述到数字化体验，元宇宙概念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演变。如今，智慧城市的元宇宙时代到来，元宇宙技术呈现多元特征，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接续推出，元宇宙在教育、医疗健康、娱乐文化乃至制造业领域取得多元发展，发挥了提升用户体验、促进创新发展、打破空间限制等多方面作用。元宇宙作为新质生产力推动智慧城市的技术革命性突破，优化着城市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朱自展

苏州科技大学讲师朱自展报告的主题为《分析哲学视角下的政治信念：一种认识论基础》。这一议题的学术背景在于，后真相时代群众更关心舆论而非客观事实，出现“认知气泡”“假新闻”，关于真理、知识、民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回归学界视野。他指出，信念是指相信某件事，即认为某件事是事实。在表征主义看来，信念是存储事实或表述的状态；倾向主义则认为某人相信某个命题就是该人拥有一种或多种与命题有关的特定行为倾向；功能主义认为信念涉及各种特定功能关系。政治信念是一种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信念，具备非真理导向、非证据基础、关心社会利益等特征。

薛泽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薛泽林对第二场专题发言进行评议，他高度认可了四位学者所做报告的学术性与前瞻性，并就各位嘉宾的发言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对魏巍老师的演讲，他指出政府数字化转型同时包含外生的技术权力和内生的技术权力，内生技术权力不存在新生权力的博弈，这个微小差别可能需要明确。就肖梦黎老师的演讲，他指出平台治理数字守门人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监管平台作为守门人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值得探讨，在研究中似乎没有看到对人的价值关怀。对于姜晓晖老师的演讲，他指出，元宇宙本身作为一种技术生产力，如何与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新质生产力如何与智慧城市结合起来都需要进一步细化，且上海智慧城市多是以硬件建设为主，对经济发展的关注较少。

专题三:文明的社会化：人的行为与社会化过渡

杜焱强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杜焱强发表《集体不作为及其行为转向的逻辑——以农村环境治理为观察》主题报告。他指出“人类的合作行为如何演进”是社会科学的难题。在我国农村环境等公共事务治理中，可经常观察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政府及学界多年来都在引导、呼吁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且诸多政策及文献均强调公众亟需发挥主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农民不参与问题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基层政府干部的头号难题。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农民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不行动现象？为什么会产生集体性局面？着眼乡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问题，自2017年起研究团队对四川省丹棱县丹棱镇龙鹄村进行深度访谈。最终得出结论，一是集体不作为是当前农村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可称之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二是政府权力下沉和消极回应、农村社会转型所伴随要素变动、农民权责不匹配等多重因素诱发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民集体不作为。三是集体不作为局面并非不可扭转，其转向关键逻辑在于政府从过度的大包大揽到适当投入、充分利用好留守群体存量和构建农民权责匹配机制等。

周凌一

复旦大学副教授周凌一发表演讲《个性与差异：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差异化府际协同机理》。她指出，本研究起源于对实务部门的观察，在政策激励和考核要求下，各地在完成事项清单的要求外，也相继开始跨域通办“自选动作”的积极探索个性与差异的呈现。基于此，本研究以江苏省吴江区“跨省通办”建设过程为研究对象，探究影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府际协同机理及其演化过程。具体研究问题为：从长时间段来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实践模式有哪些？存在怎样的演化过程？技术、组织和制度如何影响这些差异化的实践模式？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吴江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建设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云综窗”、元荡桥与“方厅水院”与G60科创走廊长三角“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四种实践模式的差异与演化，最终发现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侧重于技术因素，能够满足简单高频事项的线下办理；“云综窗”同样侧重技术因素，依托一体化示范区合作基础与上级领导支持，以需求为导向；元荡桥与“方厅水院”依托一体化示范区合作基础与执委会协调；G60科创走廊长三角“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受技术、组织、制度因素影响大，是一种更有效的通办模式。

杜鹃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杜娟报告的题目为《官员更替、政策连续性与贫困治理绩效——来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经验证据》。她指出，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脱贫攻坚进程中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贫困治理成效？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同一个地区不同地方的贫困治理绩效存在差异？是自然禀赋、人口结构、区位条件、治理技术因素，还是其他因素所致？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贫困治理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基层领导更替是否会影响其辖区的脱贫进程？如果有影响，则影响机制可能是什么？从治理体制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地方自主性视角下的政府治理这两个视角探究官员变更、政策连续性与贫困治理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以脱贫攻坚时期制度设计为背景，对“官员更替－扶贫政策连续性－贫困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丰富了理论，考察了官员更替带来消极影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贡献了2个原创性数据库。

刘桓宁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桓宁发表了题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及其逻辑——以赣、皖、粤三省农村彩礼比较为例》的演讲。他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社会风俗习惯的“异化”情况，就“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困境问题提出非正式制度何以变迁的议题。非正式制度变迁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发现“结构”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一大动力因素。非正式制度深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非正式制度变迁，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外而内的权力渗透、由内而外的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深层的内力和外力根源，因此非正式制度治理不能就事论事，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

叶成城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叶成城对第三组专题发言进行评议。他认为，杜焱强老师的研究讲述了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参与环境治理的原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研究议题，对这个研究的发散性思考是，是否可以从结构性因素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角度探讨该问题。周凌一老师的研究通过非常扎实的调研讨论跨省通办的模式，一个存在的问题是研究只找了成功案例，可能还存在一些地方没有完全打通跨省通办的半负面案例。杜娟老师的研究介绍了中国扶贫经验，蕴含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朴道理，引出了如何平衡公正和效率之间张力的思考。刘博士的研究指出彩礼与观念层面更相关，这项研究的最后方案部分或许可以再细化到如何引导年轻人结婚生育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