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这家集出版、教育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文化巨擘，不仅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还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枢纽之一。自1897年创立以来，从翻译世界经典到整理中华古籍，从汲取世界新知到传承中华智慧，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中华智慧深度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与演进。

一方面，世界文明的汲取者。

1902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设立编译所，通过翻译、出版和传播架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中国传统教育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基础读物以及四书五经等科举应试教材，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亟待革新。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致力于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逐步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基本认知框架。其中，1905年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即风行全国，后续陆续问世的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亦风行近10年，发行量达上千万册。

作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严复的译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键文本。甲午战败后，严复将西方经典原著熔铸重构，以契合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之风。至1921年，《天演论》累计重印20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引发强烈震动，唤醒国人变革自强的意识。

受商务印书馆邀请，林纾先后与合作者共译18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将狄更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世界名家经典大规模引入中国。这些作品通过政治制度、社会伦理和生活习俗的多维呈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的文化之窗。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之一。该刊初创时期定位为综合性文摘刊物，以“搜罗宏富、选择精审”为编辑方针，全面反映海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1911年进行重大改革后，设置文学、历史、哲学、理化等栏目，广征名家撰述，博采东西论著，逐步转型为综合性的学术杂志。五四运动后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增设“世界新潮”“时论介绍”等专栏，兼容并包各派学说和社会新思潮。

与之形成双壁的《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早期以刊载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著称。五四运动后新文学蓬勃发展，该刊随之进行彻底革新，奉行“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的办刊方针。从1921年起至终刊，共译介39个国家300余位作家及其作品800余篇。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世界文学佳作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传播者。

1908年，商务印书馆先贤发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之呐喊，继而启动《辞源》编纂工作。这是中国第一部将旧学与新知熔于一炉的新式辞书，致力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之间搭起桥梁。1915年出版《辞源》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1939年出版正续编合订本，1983年出版修订本共四卷，先后印行400多万部，成为广大文史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自1919年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为母本，陆续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百衲本《二十四史》集宋元明善本之大成，使孤本、珍本化身千百，避免文献传续断裂，系中国近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29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综合性丛书《万有文库》，包括13种丛书，分装4000余册。其中，收录“国学基本丛书”（两集合计400种）、“学生国学丛书”（60种）、“国学小丛书”（60种）等。这些丛书将国学经典汇编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了学生乃至大众的国学根基，展现出文化守正创新的智慧。

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至1939年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40种），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科学和文艺等领域。这套丛书皆出自当时名家之手笔，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奠基之作。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

来源：《解放日报》2025年4月22日，12版思想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