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3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政治思想史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路总部举行。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历史视域下的民主与国家理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青年专家学者，以及《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社会》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学术月刊》编辑部的四位学术期刊编辑参与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致欢迎辞。她代表政治所对各位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也向关心和支持本次研讨会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感谢。她指出，本次研讨会聚焦于“民主”与“国家”，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两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又始终面向政治现实的重要概念。它们涉及一系列经典的政治学问题，包括政治共同体如何形成、公共权力如何组织、政治秩序如何维系，以及人民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如何形成共同意志、个人权利如何获得保障等。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不同政治观念的形成与演变，认识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思考当代政治生活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经验与世界思想的对话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深入发掘中国政治思想的丰富资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贡献青年学者的智慧。

第一单元由《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陈文彬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以“权力之外的权威：欧阳修与宋代政治书写”为题作报告。她以欧阳修及嘉祐二年礼部贡举为中心，讨论宋代政治秩序中权力与权威的关系。报告指出，国家政治秩序的维系，除了正式职位、行政命令与制度安排，也离不开能够持续影响政治判断并获得认同的权威资源。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经典与历史所构成的“古”、文章中所呈现的识见，以及围绕人物、政事和制度形成的评价，都可能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来源。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贡举，既是一次国家选官行为，也为考察宋代政治权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个案。报告进一步讨论了欧阳修在贡举中作出的选择，以及相关士人此后的政治活动与历史书写，借此考察制度决策的意义如何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与历史评价中逐渐形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鸿的报告题目是“‘文明史学’自西徂东的跨文化知识图景”。他指出，“文明史学”特指兴起于西方启蒙时代、1870年代后传入明治日本、并于20世纪初进入晚清中国的史学范式。这一范式的引入成为清末“史界革命”的重要知识资源之一，深刻且广泛地重塑了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关清末“文明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它与清末“新史学”问题的联系，或者从文本层面梳理清末文明史著作译介的基本概况，抑或从文明史译介的个案（尤其是基佐、巴克尔、田口卯吉等人的著作）出发，考察其输入中国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状况。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清末“文明史学”知识来源和传播脉络的认识，为理解这一范式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相关研究对于“文明史学”在近代西方与明治日本兴起的知识脉络，仍未有足够的梳理与检讨。因此，他将“文明史学”放回近代东亚知识交流的整体格局之中，对其自西方起源、经日本中介、至晚清中国的完整知识图景作一总体性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抉发其内在的思想内涵。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赏一卿的报告以“在‘谁’与‘什么’之间：从阿伦特的视角看美国公民身份与身份政治”为题。他指出，在当代关于身份政治的争论中，批评者常常将身份政治与立基于共同公民身份的公民政治对立起来，将前者视为对民主团结的威胁。汉娜·阿伦特鉴于其将“政治”与“社会”作出的区分，通常被视为阐述这一区别的关键理论家。通过考察阿伦特关于公民身份的典范模型——美国案例，他对这一对立提出了挑战。公民身份本身——而不仅仅是身份政治——正是通过包容与排斥的边界构筑起来的。通过汲取阿伦特对“自觉的贱民”与“公民不服从”的反思，他由此发展出一种“作为抵抗的政治”理论，以重新概念化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关系。围绕“我是什么”这一身份展开的动员，并不像身份政治的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必然会退化为意识形态化或本质主义的身份承认；相反，这种身份的表达可以成为通过抵抗参与公共生活的一种有力模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的报告题目是“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再审视”。他指出，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GHQ）及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民主化改革逐步展开。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等原则，构成战后民主主义的重要制度基础。然而，战后民主主义并非占领改革的简单产物，也不是内涵固定的政治理念，而是在战败经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论争与制度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形成和重构的思想资源。他从概念史、规范内涵与历史叙事三个层面，重新审视战后民主主义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是考察“战后民主主义”的概念形成及其历史变迁；二是分析战后民主主义的核心内涵及其内部张力，即以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立宪主义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分别考察政治参与与平等、对战争和军事力量的约束，以及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三是结合“新的战前”这一危机意识，考察历史叙事的选择性及战后民主主义的当代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晓煜以“近代日本人种改良论的构建与嬗变”为题报告。她指出，19世纪中后期，进化论、优生学和遗传学等学说在西方系统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其中，格雷戈尔·孟德尔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发现遗传定律，但直到1900年相关研究成果被重新发现，遗传学才逐渐确立为独立学科。伴随这些学说的生成、传播，日本人种改良论逐步形成并趋于专业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诸多争议。既有研究主要从战争、移民、黄祸论、人类学等角度探讨日本人种论，对于人种改良论的研究则多集中于明治时代高桥义雄等人的思想，或侧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观点比较，缺乏对其长期演变及内在逻辑的系统考察。她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与继承入手，梳理不同理论路径的形成及演变，并指出，日本人种改良论既受到西方新兴学说发展演变的影响，也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密切相关。随着时代变迁，日本人种改良论的思想基础经历了从欧化主义、民族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倡导者也逐渐由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转向自然科学工作者。部分主张被纳入日本的法律与政策，并影响其殖民地统治。

第二单元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编辑部副主编李荣山主持。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彦的报告题目是“一种自然法的惩罚理论：对John Finnis的一种解读”。他表明，近半个多世纪来，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主要现象就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传统的复兴，而在这个复兴的传统中，一个重要分支就是以Germain Grisez和John Finnis为代表的“新自然法理论”。他的报告所考察的主要是John Finnis在惩罚这个问题上立足托马斯主义传统对报应论立场所作的重构。如果简单地将Finnis的理论归入一般意义上的不公平优势理论，可能就会简化Finnis的理论，并遮蔽其理论中诸多与通常意义上的不公平优势理论不相同的元素：一是惩罚的证成与量刑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其理论表现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混合理论；二是惩罚和犯罪的本质理论，亦即认为惩罚不是施加“痛苦”，而是压制犯罪者的任意意志。如果承认Finnis的自然法理论那些作为惩罚理论之前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背景，他的惩罚理论会得到更融贯的理解，而且可以对目前的批评作出足够有效的回应。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汤沛丰的报告题目是“被迫的自由——黑格尔惩罚论中的卢梭式激进民主难题”。他认为，强制与自由的关系触及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权力时的切身处境，因而对它的追问带有不容回避的迫切性。近代政治哲学常将强制与自由对立，惩罚因此面临正当性压力。黑格尔却主张，惩罚是罪犯的权利，并且是对其自由的尊重。这一论断在结构上呼应了卢梭“强迫自由”的命题，更可被理解为对该命题的重构。卢梭洞察到强制与自由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但他将公意与个体的真实意志直接联结，缺少可供检视的中介，致使公意的解释权易于旁落。康德以自律补上了中介，却仍停留于本体之人与现象之人的分裂。黑格尔则把判准移置到行为者自己的行为中，使惩罚成为犯罪之法向行为者自身的回返。此一回返尚需道德意识的培育。主体若不能在内心承认普遍物，制度便易于退化为外在强制。其后，判准的适用仍须经由公开法律与中立法官，强制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制度性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嘉荟以“悬隔人性：黑格尔的制度主义” 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黑格尔将十九世纪关于古代-现代之变革的思考焦虑，转化为对于伦理制度之内在整合性机制的体系化方案。这一理论将现代世界关于自主性、自我实现与自由的理想落实于个体与共同体之交互关系，也就是客观精神之主观化与主观意向的客观性进程之中。这一总体性思路需要面对两种可能的质疑。一方面，基于后世韦伯对现代社会官僚制的考察，黑格尔对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主-客方面的一致性可能只是一种畸形，因为官僚制的非人格化与政治性的人格投身无法相容。这需要考量黑格尔伦理学说中市民社会对于个体之普遍性生命的培育机制。另一方面，从福柯对规训权力的分析出发，人们可以质疑黑格尔所构想的教化方案仅仅是外部的规范化，在其中个体并非被实现了，而是被对象化和工具化了。相较而言，黑格尔更为正面地主张现代社会中客观制度与主观意向之和解与相互成就。即使如此，黑格尔关于个体自由的制度化方案，尤其是对于自然人性的悬隔，仍与后世探索保持着思想共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涛的报告题目是“重审现代自然权利的起源：新教抵抗理论、教派与‘重生者’”。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对西方思想的吸纳，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为主线。当其中的后现代性思潮消退之后，重返中西方传统逐渐成为晚近国内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趋向。这些研究取向尤其受到海德格尔及其弟子，特别是施特劳斯研究的影响。然而，耶利内克、韦伯和特洛尔奇等人将现代人权或自然权利追溯到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抵抗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当下施特劳斯学派的理解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和特征的线索。加尔文主义的抵抗理论，不仅为原本作为非合法性支配的西方民主制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而且还为现代民主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担纲者，即经由教派生活所培育的“重生者”。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学术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开端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独特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想中一些未被充分重视的线索和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张诗羽以“考试、重生、游戏：韦伯眼中的支配者教育”为题做了报告。她主张，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不仅是一套类型学分析，更隐含着一张关于健全现代政治人格所需要素的地图。通过系统梳理韦伯三种支配类型——卡里斯玛型、传统型与法理型——各自内含的教育逻辑，可以揭示每种支配形态如何回应“谁有资格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并由此生产特定的人格理想与统治资格标准。报告认为，韦伯的教育论述在个体内在心志与支配者阶层的集体心态两个层面上运作，后者构成了前者得以生长的文化-制度条件。其中，封建制作为传统型的边缘案例，其基于身份的、强调艺术和游戏的特殊教育，能够培养一种基于身份荣誉与个人效忠结合的特殊心志。韦伯虽反复强调心志对政治家人格的不可或缺性，却因其价值多元论的承诺而刻意回避了其实质内容。她尝试提出韦伯在现代社会中所期待的一种具有形式规范性的政治心志概念：对实质价值内容开放，但指向那种能够以整体人格而非功能性角色承担政治责任、在专业训练背后保有真实内在立场、强调内在距离的人格能力。

第三单元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编辑田润老师主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刘江眉的报告题目是“从惩罚到自卫：霍布斯、自然法与正义战争传统的瓦解”。她主张，霍布斯对自然法的重构，对使战争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构成了一项大体上受到忽视的挑战。近代早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与正义战争之间的联结，将自然法理解为一种道德与法理秩序，能够授权人们以战争实施惩罚、恢复正义。霍布斯对自然法的重构从两个方面挑战了这一框架。在法理层面，他否认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由此动摇了惩罚性正义战争赖以成立的法理基础。在道德层面，他将自然法的重心转向自我保存与和平，从而把战争的正当依据从广泛的正义诉求收窄为自卫的必要性，尽管这是一种极具霍布斯特色的自卫。这一转变动摇了近代早期借以证成殖民暴力的自然法与正义战争的论证语法，揭示出自然法内部的一种张力：同一种普遍主义语言能够通过重构，转而动摇这一证成体系的基础。重新发掘霍布斯的这一挑战，既有助于重塑关于近代早期自然法、正义战争与殖民暴力的争论，也回应了政治理论中有关战争与杀戮之正当性的持久问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高翔的报告题目是“从对立到协调：霍布斯与阿伦特论恐惧、荣耀及权力的动态关系”。他指出，在早期现代到当代的政治思想家中，霍布斯与阿伦特在各自的政治理论中赋予情感构成性和奠基性的地位。在诸多种情感中，二人都格外关注“恐惧”和“荣耀”，却在对待这两种情感的态度上截然对立。恐惧与荣耀的关系便构成理解霍布斯与阿伦特政治思想分歧的重要线索。他借助阿伦特对恐惧政治的批评，重新考察霍布斯荣誉法中的情感关系，追问主权者授予臣民荣誉之后，如何让受惠者不会变成主权的威胁。既有解释往往将“肯定对暴死的恐惧，压制个人荣耀”作为核心逻辑；他则认为，荣耀并非总与恐惧对立，也能通过感激、争胜心与羞耻这三种衍生性激情来维护政治秩序。这一解释保留了恐惧的约束作用，也借助荣誉法激发了主权者与臣民之间持续的情感联结。据此将“恐惧压制荣耀”的传统解释修正为多种情感的协调论，并为理解情感如何促进权力关系的持续维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孙宇辰以“自我的周旋：亚当·斯密论现代荣誉”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晚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颇为关注早期现代欧洲对前现代荣誉观念的批判性继承，但亚当·斯密的荣誉理论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霍布斯和曼德维尔之后，斯密塑造了一种新的现代荣誉观念。斯密引入理想的“无偏旁观者”视角，强调外在的赞扬与内在的值得赞扬的品质之间的区分，将荣誉定义为一种最终来源于社会生活经验、在运作机制上又相对独立于实际社会评价的自我赞许，并为荣誉赋予自我控制乃至自我否定的内涵，使荣誉成为社会与社会性的重要基础。斯密的思路既把荣誉内在化为一种荣誉感，又为这种内在的荣誉感赋予客观实在性，从而克服了霍布斯与曼德维尔面临的理论困难。这一新的荣誉观念能够约束现代自我身上的自利、虚荣和骄傲等非社会性的自爱激情，为正直自我树立行为准则，为现代社会构筑道德支柱。斯密对荣誉的分析，为我们思考伟大与平等的关系、荣誉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资源。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朱华辉的报告题目是“重建道德权威：亚当·斯密论民粹主义与国教制度的转型”。他的报告关注亚当·斯密针对现代国家政教秩序与“神学-政治”问题的主张。学界普遍认为，斯密提出了以大量增加宗教教派并杜绝政治干预为特征的宗教“自由市场”构想，并进一步认为休谟所辩护的现代国教制度无法真正防止宗教争端与压迫。这一解读忽略了斯密对欧洲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认知。一方面，斯密强调由民族国家出资、供养与荫庇的教会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该制度起源于现代欧洲国家向罗马教会发起的斗争，并逐步被吸纳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势意味着通过“自由市场”对宗教进行“去政治化”的政策在欧洲缺乏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斯密的确针对以英格兰教会为代表的国教制度提出了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并非以宗教的去政治化为基础，而是在主权者“赞助”制度的基础上，维护教会内部的平等与活力，防止上层教士由于长期脱离大众而失去其道德权威，进而导致现代商业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民粹化倾向走向失控。斯密对宗教改革的评论以及现代国家的启蒙方案应被视作相互连贯的主张，而其对宗教制度的研究则回应了现代社会广泛的不平等对政治秩序所造成的冲击。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霍布豪斯与英国现代福利国家的观念奠基”。她指出，霍布豪斯的政治思想形成于英国由自由放任主义向现代福利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其核心在于通过重塑自由、共同体、社会进步、权利义务与公民身份等观念，为积极国家观提供理论基础。他继承密尔关于个性发展和自由限度的思想，强调自由以平等、权利体系和社会和谐为条件，推动自由观念由个体取向转向社会取向。以社会合作为核心的有机共同体观与伦理进化论，突破了生存竞争、人种改良和必然进化的解释框架，为社会改革与国家行动打开空间。在共同善基础上，他将自然权利重释为社会权利，主张保障精神自由、健康独立生活、工作及基本生活工资，并将国家补助视为权利而非慈善，并推动个体与国家责任的重新划分。随着公民身份取代权威成为社会联合原则，以及英国政治民主化和对政府机构信任的增强，有限政府观念逐步转向福利国家观念。霍布豪斯由此构建起相互贯通的观念体系，为国家扩大社会经济职能和英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第四单元由《学术月刊》编辑部资深编辑王胜强研究员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夏尔凡的报告题目是“‘友谊的主权’：蒙田与拉博埃西论人类关系”。他指出，蒙田在《随笔》中将其与拉博埃西的友谊称为“三个世纪难得一遇”的完美友谊，并称这一友谊对其灵魂拥有“绝对主权”。然而，学界对蒙田式友谊的本质聚讼纷纭：它究竟是基于德性的古典友谊的最后回响，还是无法给出具体理由的现代浪漫友谊的首次表述，抑或只是恩庇制度下谋求政治地位的修辞策略？他主张，理解蒙田式友谊的钥匙是拉博埃西的《论自愿奴役》。通过考察《论自愿奴役》中的政治理论可以发现，蒙田与拉博埃西共享着两大思想基础：对政治、宗教与思想权威的哲学性怀疑，以及以自然同情为根基、反对残忍的人道主义。这两点正是他们友谊的基础。哲学性怀疑消解了习俗权威与自然目的论的束缚，使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基于自愿的真正友谊；朋友共享的人道主义、对残忍的共同拒绝则是朋友间绝对信任与意志合一的基础。蒙田式友谊既非基于古典德性，也非无理由的浪漫吸引，更非恩庇关系，它是两个“具有哲学性怀疑精神的人道主义者”之间的友谊。友谊对灵魂的“绝对主权”高于宗教与政治权威，丈量着后者在应然与实然上的有限性。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任舒怀的报告题目是“何种世界主义的遗产？重思卢梭的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在当代争论中的角色”。他指出，尽管卢梭的政治理论被普遍视为反世界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在思考未来的世界主义政治秩序时，却经常将他的理论与康德的理论一并作为思想资源。这种尖锐的分歧不仅源于阐释视角的差异，也源于卢梭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含混之处。尽管卢梭肯定世界主义人道精神这一普遍原则是真实可信的，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与道德上的世界主义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因此，卢梭深切怀疑世界主义原则能否在政治领域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到实现。自由主义解读围绕卢梭思想中的世界主义脉络，提出了更为连贯而精密的论证，同时也回应了爱国主义解读者提出的批评。按照自由主义解读（即将卢梭视为世界主义政治构想倡导者），卢梭对爱国主义的支持并不排除世界主义的可能性。相反，自由主义解读者提出了一种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世界主义：公民对某个特定共同体承担的特殊义务，仍然可以与其对世界主义人道精神的根本承诺相一致；一个保留国家主权的世界联邦是可能的。

清华大学哲学系水木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夏可以“孟德斯鸠与卢梭论奴隶制与政治权威”为题报告。她主张，两人在理解奴隶制合法性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自然平等，而在于如何将普遍的自然平等原则与具体政治条件相结合。孟德斯鸠一方面谴责民事奴隶制，否定其在自然法意义上的正当性，并揭示黑奴贸易的虚伪性。然而，他关于气候、强制劳动与政治奴役的论述，又暗示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可能使奴役关系具有某种必要性。这使其普遍平等原则与具体政治判断之间呈现出明显张力。卢梭则主要在批判现代社会和论证合法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讨论奴隶制。他既将奴役视为社会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普遍困境，也在《社会契约论》中彻底否定奴隶制作为合法政治权威基础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自由是人不可让渡的自然禀赋，任何单方面的支配关系都无法构成政治权利。因此，卢梭以建立在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契约为合法政治权威的基础，而孟德斯鸠更强调不同自然与社会条件对政治权威类型的制约作用。二者在奴隶制论述上的复杂性，集中体现了启蒙时期政治思想在普遍自由原则与具体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杨翌的报告题目是“共和自由的民主与国家理论基础——从佩蒂特对卢梭的批评出发”。他指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长河中，或许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卢梭这样，其自我理解与当代解读存在着如此巨大的落差。一方面，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明确地用共和国来描述所有依法统治的、正当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以菲利普·佩蒂特为代表的当代主流共和主义者的叙事中，卢梭常常被排除在这一思想脉络之外，甚至被视为是共和主义传统的背叛者。佩蒂特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存在三大缺陷：人民立法大会缺乏理性决策能力，其主权不可分割原则否定了权力制衡原则，以及公民缺乏抗辩法律的正当基础与能力。基于卢梭对罗马政制的分析，杨老师回应了佩蒂特的批评。卢梭认为，人民大会首要功能在于凝聚社会共识，而非聚合偏好与理性决策。他同样重视权力制衡与公民抗辩，但其重心在于大型社会中各社会集团间的制衡，以及主权人民通过定期集会对政府权力的抗辩。卢梭对现代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篡权倾向的分析揭示了佩蒂特自身理论的潜在弱点，对思考如何在当代图景下实现共和主义自由具有重要启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张旭以“文明间的政治启蒙：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在十八世纪初，随着跨越不同大洲的游历变得盛行起来，异族（尤其是东方）的习俗、法律和价值观念日益成为欧洲启蒙思想界关注的对象，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便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杰作。作为信札主角的“波斯人”成为沟通两种文明的中介，通过在欧洲的旅行，他们获得理性的增长，真切体验到激情之于人的重要性，由此确证“人的科学”作为塑就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而在日常经验的描绘中，生活世界与政治统治方式之间的紧密关联得以凸显，使人们能够洞察不同政治秩序的内部“精神”所在。法国和波斯的两种政治生活方式，表现为不同政体在权力结构、风俗习惯、家庭模式以及人的精神状况和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殊异，象征着构建政治文明的不同方向。正是在二者的鲜明对比中，信札最初透露出的对“立法者科学”的呼唤获得了回应，远道而来的波斯“立法者”也在国家的政治秩序构建问题上受到了启蒙。

在闭幕式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德敏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研讨会的发言内容非常丰富多元，涉及三个不同层面：一是文明之间的关系，即不同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比较或对抗关系；二是古今之间的关系，即从现代政治问题中看到古代政治思想的信念，也从古代的政治观念中看到当今政治观念的一些渊源；三是群己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个人与国家、私人社会与政治社会，另一方面是世界秩序，包括正义战争、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他强调，放眼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和传统，每代中国人的政治思想研究都有自身的特殊关切与问题意识。在中国近代，严复、梁启超这一代人面对西方的影响，需要去阅读、翻译和思考西方经典文本所包含的理念，并对中西政治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后来很多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更进一步的超越。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对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渴望，很多人去翻译哈耶克或者研究罗尔斯，因此自由主义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研究领域。而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也有自身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整个西方确实处在重重的内部危机之中，自由主义民主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这一代的政治思想研究也必定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期待这一代青年学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阐释来思考和反观当下的政治生活。

第三届政治思想史青年论坛“历史视域下的民主与国家理论”研讨会在充分交流与深入讨论中圆满落幕。与会青年学者围绕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历史演变，将经典文本的细读与具体历史语境的考察相结合，在不同思想传统与理论路径之间展开对话，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开放的学术品格。民主如何被理解与实践，国家如何获得正当性并组织公共生活，二者又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塑造，这些问题既关涉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也不断激发对当代政治处境的反思。此次研讨会提示我们，对民主与国家理论的理解，需要回到概念生成、制度变迁与政治实践交织的历史现场，审慎把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青年学者在交流中相互启发，在讨论中深化认识，不仅拓展了相关议题的研究空间，也为持续开展学术对话积累了有益经验。期待本届论坛推动青年研究者以更扎实的史料考证与更深入的理论辨析，在历史与现实的往复审视中推进民主与国家问题的研究，为政治思想史学术共同体的成长注入持久动力。

来源：澎湃新闻网